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乡愁就在哪里

◎王耀龙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当歌手韩红清澈的声音从我的手机上响起时，我在广州地铁上，正准备去逛迎春花市。那是大年初三的上午，地铁上人影寥寥，几个小朋友在地板上打起滚来。

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如果你能有落脚之处，就要在心里感谢佛祖七十二遍了，你根本不用握住扶手，你需要做的是尽一切可能挤进来。

这一切烦恼，在春节前后的一周里荡然无存。一个声音在微信群里高叫着：约吗？她是广州本地的朋友。她说，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只有春节前后才有心情约朋友们聚聚。

珠三角其他城市，诸如深圳、东莞、中山等地，据说几乎都成了空城。路不堵了，吃饭不用排队了，地铁也不挤了，因为务工人员都纷纷回家过年了。

有回忆的地方 就有乡愁

这些在珠三角谋生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也包括我的老家东北。我的一个舅舅是个瓦匠，虽然没有蹬萍渡水、走谷粘棉的本领，但在房顶上如履平地。

虽然年近五十，但每次过年回家，他都嗟叹英雄少用武之地，理由是他不事稼穑，仅靠一门瓦匠手艺过活，而在东北，一年中只能干多半年的活儿，因为冬天土都冻上了，挖不动，没法打地基。

为此，他不止一次想“贿赂”我，以便可以在冬天来广州干活，理由是：我好歹是他的外甥，总不会在他找不到活计的时候眼睁睁看他饿死。

在老家吉林的农村，虽然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但近年来很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合作社，大机械化生产呼啸而来，越来越多的人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妈妈告诉我，现在种地可轻松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只要花点钱就有人帮你种，有人帮你收。如果把地包给合作社，一年到头什么都不用管，年底等着收钱就行了。

土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那这些人去哪里呢？绝大多数人选择外出务工，到外面去讨生活，我只是其中一个。

记得刚毕业那会，日子过得无比穷苦，于是和当时所在报社领导商量，如果我没饭吃了，就到十字路口和民工站在一起，举个牌子，他们写的是瓦匠、木匠，我写的是记者。这个想法遭到无情拒绝，领导说，写记者太丢人了，我可以上书“写稿”二字。

这当然是玩笑话，但在外面讨生活的，家乡虽然很难回去了，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在春节隆隆的鞭炮声中，总能勾起些乡愁。

事实上，乡愁于我，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人”的概念。汶川地震后，最令我感动的场景是，一位父亲在历尽艰险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后，他紧紧地搂着说，孩子，我们又有家了。是的，父母在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乡愁也就在哪里。

那些我待过的地方，南昌、宁波、东莞、佛山、广州，都有我的乡愁，这些地方有我的足迹，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朋友们。没有回忆的地方，又哪来的乡愁？

面对割裂 大家都迷茫

那天，一位公司董秘在朋友圈晒出故乡的土地和小河，说那里留下了他小时候放牛的痕迹，我说我没放过牛，我放过兔子，他说我吹牛。

我小时候真的在草甸子上放过兔子，自家养的，虽然后来我拿它换了葡萄吃，但必须承认它特别温顺，绝不会趁我躺在草丛中45度视角仰望天空胡思乱想的时候偷偷溜走。

只是后来，那片草地被养鸡场取代，不远处的小树林被伐光，采蘑菇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记忆中的地方越来越少，儿时记忆里的故乡正变得面目全非。

说不定我会变成一个广东人，然后在三十年后回首，广州也变得面目全非。事实上，广州早就面目全非了，只是我没什么概念而已。

那日，一个广州本地的朋友拿着本手绘地图对我感慨，很多老广州的建筑、习俗等都消失了，面对日益现代化的家乡，她感到很迷茫。一边是现代，一边是传统；一面飞速前进，一面拼命拉扯。这种割裂的感觉，谁能不迷茫？

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不回家过年，感谢腾讯和小马哥，让我在抢红包的快乐中忘记了孤单，虽然抢的还没发的多。

大年三十的夜里，躺在床上看着入不敷出的红包赤字，想着故乡的雪、妈妈的笑容、爸爸点燃二踢脚后紧走几步躲开的身影，还有猪肉炖粉条的香味儿和一张张喝完60度高粱酒后红扑扑的脸，也想起那日在成都开完部门年会后回广州，飞机降落那一刹那的情景，终于理解了李海鹏那本书《大地，孤独闪光》的含义。

那时，舷窗外，大地上，映入眼帘的是万家灯火，有道路上缓慢流淌的车灯、地标上闪闪发光的彩灯、商铺里充满喧嚣的靓灯、路两边孤独矗立的街灯、更多的是普通人家厨房客厅里微弱的生活之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和乡愁、欢笑和泪水都放在灯火中，它们在这片土地上，孤独地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