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究竟有没有货币战争?很难有笃定答案。现实是,美元一路狂升,日元和欧元则是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在发生大的变化,近期两度逼近“跌停”——继1月26日之后,1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再次逼近2%跌停线。
人民币贬值,有常识可循,又充满复杂因素。就前者言,日元和欧元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刻意在贬,人民币则因连锁反应跟着贬值。就后者言,在美国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趋势下,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而贬。还有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窘境的挤出效应,如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不景气所致的资本外流。此外,就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资本海外并购已成热潮,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外商投资。
上述因素皆有道理,也不尽然。在美日欧先后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主要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后危机时代让全球市场呈现出敏感脆弱的一面。作为美日欧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不可避免。相比日元和欧元的贬值,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还是较小而且可控的。毕竟,人民币并未突破2%的跌幅底线。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下跌,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去年下半年上升了10%。
人民币贬值,既和卢布不可控制的断崖式狂贬不同,也和日元与欧元设定通胀率的政策性贬值有所区隔。人民币贬值既有全球化语境下的市场化原因,也有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内生原因。只要融入全球化,而且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更兼人民币处于国际化的关键时刻,人民币汇率发生波动实属正常。人民币已经经受住日版量化宽松的考验,正在面对欧版量化宽松,若这两种货币政策算是货币战争的话,人民币属于旁观而非应战。人民币的汇率波动,看似货币乱战的结果(而且多种因素复杂纠缠),但国际市场的主要诱因是美元的强势走高,而非日元和欧元的拉低。
内生原因,即新常态逻辑下,一方面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化,两种因素都要求人民币“两率”市场化进程加速,汇率改革首当其冲。多年来,中国靠外贸主引擎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成长为第一货物贸易强国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即以美元作为国债资产的凭借。外汇储备积累过多而成负担,且一再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美国一直逼迫人民币升值。据FT中文网报道,自2005至2013年,贸易顺差推动人民币升值37%;2014年至今,人民币贬值2.4%——就此而言,现在的人民币贬值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常态下稳增长压力同样很大,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的市场预期依然很强。各机构纷纷预测年内有多轮次的降息降准空间,这一波人民币贬值冲抵了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谓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替央行发了力、解了围。
人民币汇率究竟如何调整,很难有精确的估值。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反应,对于人民币的贬值和美元升值,美国没有反应过敏,而是认为美元升值属于常态的市场变化。虽然中国不愿意人民币过度贬值,但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中国央行也不愿过度干预。
美元货币政策渐趋正常化,日本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处于量化宽松进行时,中国推行的是结构调整的系统化改革——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汇率改革正当其时。在此情形下,鼓噪全球货币战有些夸大其词。不管是美元、日元、欧元或是人民币,只要是符合市场脉动且风险可控的汇率波动,都无大碍。而且,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均是摆脱这一周期经济危机的工具。美国成功了,日欧还在工具性试验中,中国则一直慎用货币政策工具。
在全球市场风声鹤唳的敏感时刻,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可怕,怕的是外部非理性因素的突然来袭——譬如海外机构和舆论唱衰中国经济的鼓噪一旦成为风潮,将会打破中国新常态金融改革的节奏,导致资本盲从式潮涌般外逃。因而,适当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使人民币汇率维持在适当空间,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也有助于稳定全球市场。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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