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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明年财金政策宜更积极 投资更注重质量

    每日经济新闻 2014-12-05 00:54

    由于改革要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氛围中进行,财政、货币政策都要积极一点,要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托底。

    每经编辑 胡健 发自北京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于下周初召开,届时决策层将讨论明年的宏观政策基调、经济增长目标以及重点推进的改革措施。

    时值年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关注,政府稳增长意图也愈发明显,降息利器也已经祭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还需要找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

    就目前及明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形势,在近日举行的新供给金融圆桌间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

    明年财金政策宜更积极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您怎么看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黄剑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积极一点,现在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不够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要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托底,现在不是说刺激,而是把底托住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不能很好稳定情况下,谈改革是不可行的。古今中外反复验证的道理就是改革要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氛围中进行,否则就没有改革的条件。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更积极。

    口径上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中偏紧。现在M2增速是12.6%,很多人是不内行的,认为把GDP和CPI相加就是一个最好值,其实应该在这两个数值相加基础上,再有3~5个百分点的弹性空间才是一个合理增速。如果经济下行时候顶端可以再加5个百分点,这就和人开车一样,不能偏左偏右太厉害,但要根据外部环境有适当调整。

    外部环境在变,美国都退出QE了,所以还要再积极些。

    实体经济贷款难、融资贵,原因很简单,就是供给不足嘛。这其中还不是货币印得少的问题,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存款准备金率太高,我们20%左右的存准率在全球都是高的。

    财政政策说的是积极为主,但今年效果不一定积极。从几个重要指标来看,10月底财政存款4.8万亿元,未来财政支出结构有可能要调整。过去“三公经费”比较多,在民生、科技、公共交通领域投资不足,甚至是明显偏少。

    现在“三公经费”支出的确不高了,但预算的都跟之前差不多,而公车等不让用,很多单位钱用不出去,资金滞留在那个地方,而需要投入的部分却拿不到钱。明年房地产不能指望了,其他领域要托上去,赤字也可以更大一些,可以花钱的地方有很多,比如生态,目前可能只有150亿元的投资,可不可以提到1500亿元?我觉得一点也不多,和传统意义上的高投资不是一回事。

    NBD:投资界还是十分关注财金政策定调,定调会发生改变么?

    黄剑辉:这个恐怕不会,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上还是稳定不变,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要看实质,而不是看词来定义。现在说稳健是偏紧,说积极是不够积极。

    同理,观察现在的经济不能光看数据,要看经济结构优化。按照凯恩斯模式三驾马车来说,现在数字虽然差,但无效消费少了,也是好事。投资降了,但是本届政府楼堂馆所一律不让建了。不能光看数字,看生态、民生是不是每天在改善,这是根本。

    有效投资十分必要

    NBD:进入年底,发改委频繁批复重大投资项目,您怎么看?

    黄剑辉:这在我看来十分必要。我们对投资要有新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展比较快,是发挥了投资的重要作用。中国高储蓄、高外汇储备支持着高投资,这是很难得的。一定要注意,批评高储蓄、高外汇储备是愚蠢的。

    现在关键要注重投资质量,中国投资不是总量问题和增速问题,而是质量效益和结构问题,不要以为20年以后我们还有高外汇储备。目前高外汇储备得益于加入WTO、青壮年劳动力占比高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10年以后我们做梦期待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都不会有了。

    现在就是要抓紧修铁路、机场,发展交通、西部教育。只要是有效投资,就应该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可以类比一下,英国和美国的地铁都是什么时候修的,现在就是应该做投资的时候。

    当然,现在投资还要注重结构问题,比如教育投入已经占到了经常性支出的4%,但是可能结构还不够优化,大量资源集中在985和211院校,而中小学基础教育分到的相对较少。

    NBD:您怎么判断今年四季度的经济走势?

    黄剑辉: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再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尽管总量指标出现回落,但不少结构性指标仍然“忧中带喜”。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3%,预计四季度有望企稳回升,全年GDP增速预计为7.4%左右。

    从投资结构的角度看,有些令人欣喜的地方。传统的一些过剩产业的领域——钢铁、水泥,包括房地产,其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中高端的制造业,像高铁,包括像华为、小米手机这些高端的通信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整个发展态势都比较好。

    而民间投资增速要快于国有的投资增速,那么服务业的投资要快于一般性的这种跟工业相关的投资,结构有明显的优化。

    中国经济的 “新常态”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解读。从“量”的方面来看,预定的年内就业目标已基本实现,同时通胀水平保持低位温和,反映“惠民生”的目标得到了有力保障。

    从“质”的方面来看,首先,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第二产业内部高新制造业也维持较高增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其次,经济发展的内涵也更具包容性,环保生态等指标替代了单纯的GDP维度。

    降息之后更应降准

    NBD:央行在11月21日非对称降息一次,您觉得降息的作用如何?

    黄剑辉:降息主要起到了改善预期作用,对融资难和融资贵没有实质性作用,对居民和企业的存量贷款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贷款的利率是一年一定,这会降低存量贷款的成本,对增量贷款不见得起作用。

    如果银行在流动性偏紧时候,进行收紧。存量贷款利率降低了,利用增量贷款可以扭转过来。未来降息也没有什么空间了。美国的利率在往上走,中国如果再降息的话资金就会外流,造成金融不稳定,人民币也会贬值,这也没好处。

    NBD: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稳增长,您怎么看?

    黄剑辉:我一直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一点好处也没有,第一,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们的人民币升值了30%左右,没有影响出口吧,说明升值不见得影响出口。贬值也不见得就有利于出口,日元现在在贬值,它们出口有增加么?这不成立。出口关键要看竞争力。

    第二条就是强本币才能强国富民,这是我一贯的主张。美国上世纪90年代推行强货币政策,那时候也是美国经济非常强盛的时候。过去这十多年,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直采取弱美元战略,弱美元对美国有好处么?

    第三条,如果我们真正走上贬值通道,我们现在提人民币国际化,在贬值的情况下,谁会把你的货币当做储备货币呢,谁也不愿持有今天比明天不值钱的货币,因此贬值必然会导致资金外流。

    其实,降息没有空间之后,降准势在必行。第一还是说这是为改革托底,经济不断有风险是没办法改革的,只能在经济下行时候才能推行改革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经济要稳增长,达到合理区间。

    第二是要对冲美国QE退出,它那边QE一退出,相当于现在退潮了,而我们很多企业在裸泳,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坚决不放水,推高市场利率,并没有太多意义,裸泳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啊。高明的政策应该是向社会公众和银行讲,不要害怕,上面储了很多水,稳定社会预期,坚决不要怕美国退出QE,这样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找毛巾被披上,因为毛巾被有限,企业越着急可能就抓到5条都披到自己身上,越不放水,水越少。

    现在任何宏观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外部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去年洪水在来,我们不能放水,闸门要关死,美国已经宣布彻底要退出QE了,我们也要随机应变,所以即便降准也是对冲国外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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