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明年财金政策宜更积极 投资更注重质量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于下周初召开，届时决策层将讨论明年的宏观政策基调、经济增长目标以及重点推进的改革措施。

时值年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关注，政府稳增长意图也愈发明显，降息利器也已经祭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还需要找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

就目前及明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形势，在近日举行的新供给金融圆桌间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

明年财金政策宜更积极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您怎么看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黄剑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积极一点，现在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不够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要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托底，现在不是说刺激，而是把底托住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不能很好稳定情况下，谈改革是不可行的。古今中外反复验证的道理就是改革要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氛围中进行，否则就没有改革的条件。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更积极。

口径上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中偏紧。现在M2增速是12.6%，很多人是不内行的，认为把GDP和CPI相加就是一个最好值，其实应该在这两个数值相加基础上，再有3~5个百分点的弹性空间才是一个合理增速。如果经济下行时候顶端可以再加5个百分点，这就和人开车一样，不能偏左偏右太厉害，但要根据外部环境有适当调整。

外部环境在变，美国都退出QE了，所以还要再积极些。

实体经济贷款难、融资贵，原因很简单，就是供给不足嘛。这其中还不是货币印得少的问题，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存款准备金率太高，我们20%左右的存准率在全球都是高的。

财政政策说的是积极为主，但今年效果不一定积极。从几个重要指标来看，10月底财政存款4.8万亿元，未来财政支出结构有可能要调整。过去“三公经费”比较多，在民生、科技、公共交通领域投资不足，甚至是明显偏少。

现在“三公经费”支出的确不高了，但预算的都跟之前差不多，而公车等不让用，很多单位钱用不出去，资金滞留在那个地方，而需要投入的部分却拿不到钱。明年房地产不能指望了，其他领域要托上去，赤字也可以更大一些，可以花钱的地方有很多，比如生态，目前可能只有150亿元的投资，可不可以提到1500亿元？我觉得一点也不多，和传统意义上的高投资不是一回事。

NBD：投资界还是十分关注财金政策定调，定调会发生改变么？

黄剑辉：这个恐怕不会，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上还是稳定不变，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要看实质，而不是看词来定义。现在说稳健是偏紧，说积极是不够积极。

同理，观察现在的经济不能光看数据，要看经济结构优化。按照凯恩斯模式三驾马车来说，现在数字虽然差，但无效消费少了，也是好事。投资降了，但是本届政府楼堂馆所一律不让建了。不能光看数字，看生态、民生是不是每天在改善，这是根本。

有效投资十分必要

NBD：进入年底，发改委频繁批复重大投资项目，您怎么看？

黄剑辉：这在我看来十分必要。我们对投资要有新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展比较快，是发挥了投资的重要作用。中国高储蓄、高外汇储备支持着高投资，这是很难得的。一定要注意，批评高储蓄、高外汇储备是愚蠢的。

现在关键要注重投资质量，中国投资不是总量问题和增速问题，而是质量效益和结构问题，不要以为20年以后我们还有高外汇储备。目前高外汇储备得益于加入WTO、青壮年劳动力占比高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10年以后我们做梦期待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都不会有了。

现在就是要抓紧修铁路、机场，发展交通、西部教育。只要是有效投资，就应该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可以类比一下，英国和美国的地铁都是什么时候修的，现在就是应该做投资的时候。

当然，现在投资还要注重结构问题，比如教育投入已经占到了经常性支出的4%，但是可能结构还不够优化，大量资源集中在985和211院校，而中小学基础教育分到的相对较少。

NBD：您怎么判断今年四季度的经济走势？

黄剑辉：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再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尽管总量指标出现回落，但不少结构性指标仍然“忧中带喜”。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3%，预计四季度有望企稳回升，全年GDP增速预计为7.4%左右。

从投资结构的角度看，有些令人欣喜的地方。传统的一些过剩产业的领域——钢铁、水泥，包括房地产，其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中高端的制造业，像高铁，包括像华为、小米手机这些高端的通信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整个发展态势都比较好。

而民间投资增速要快于国有的投资增速，那么服务业的投资要快于一般性的这种跟工业相关的投资，结构有明显的优化。

中国经济的 “新常态”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解读。从“量”的方面来看，预定的年内就业目标已基本实现，同时通胀水平保持低位温和，反映“惠民生”的目标得到了有力保障。

从“质”的方面来看，首先，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第二产业内部高新制造业也维持较高增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其次，经济发展的内涵也更具包容性，环保生态等指标替代了单纯的GDP维度。

降息之后更应降准

NBD：央行在11月21日非对称降息一次，您觉得降息的作用如何？

黄剑辉：降息主要起到了改善预期作用，对融资难和融资贵没有实质性作用，对居民和企业的存量贷款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贷款的利率是一年一定，这会降低存量贷款的成本，对增量贷款不见得起作用。

如果银行在流动性偏紧时候，进行收紧。存量贷款利率降低了，利用增量贷款可以扭转过来。未来降息也没有什么空间了。美国的利率在往上走，中国如果再降息的话资金就会外流，造成金融不稳定，人民币也会贬值，这也没好处。

NBD：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稳增长，您怎么看？

黄剑辉：我一直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一点好处也没有，第一，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们的人民币升值了30%左右，没有影响出口吧，说明升值不见得影响出口。贬值也不见得就有利于出口，日元现在在贬值，它们出口有增加么？这不成立。出口关键要看竞争力。

第二条就是强本币才能强国富民，这是我一贯的主张。美国上世纪90年代推行强货币政策，那时候也是美国经济非常强盛的时候。过去这十多年，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直采取弱美元战略，弱美元对美国有好处么？

第三条，如果我们真正走上贬值通道，我们现在提人民币国际化，在贬值的情况下，谁会把你的货币当做储备货币呢，谁也不愿持有今天比明天不值钱的货币，因此贬值必然会导致资金外流。

其实，降息没有空间之后，降准势在必行。第一还是说这是为改革托底，经济不断有风险是没办法改革的，只能在经济下行时候才能推行改革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经济要稳增长，达到合理区间。

第二是要对冲美国QE退出，它那边QE一退出，相当于现在退潮了，而我们很多企业在裸泳，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坚决不放水，推高市场利率，并没有太多意义，裸泳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啊。高明的政策应该是向社会公众和银行讲，不要害怕，上面储了很多水，稳定社会预期，坚决不要怕美国退出QE，这样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找毛巾被披上，因为毛巾被有限，企业越着急可能就抓到5条都披到自己身上，越不放水，水越少。

现在任何宏观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外部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去年洪水在来，我们不能放水，闸门要关死，美国已经宣布彻底要退出QE了，我们也要随机应变，所以即便降准也是对冲国外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