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等院校成腐败高发区 去年5月以来26人被处分

内部管理缺失 外部监管不力

办案人员和专家分析表示，近年来一些高校大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各方面投入资金大幅度增加，使得高校腐败问题集中显现。

沈涧说，现行高校管理体制致使一些高校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相对“封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学校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加之高校的大投入，以及经费来源、使用的多渠道、多领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告诉记者，早在５年前，该校就规定中层干部每年签署廉政协议，领导岗位实行“一岗双责”，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担负廉政责任。在基建领域，近年来学校也出台了许多制度，其中包括涉及招投标、采购的源头参与、过程参与等内容，各个环节都设置了法律顾问以及工会、专业人员等的介入。

然而，虽然有看似严格的规定，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规划建设处原副处长崔波、罗建仍在基建上出了问题。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内部领导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不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学术权力被弱化、民主管理制度运行不畅等诸多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权力的下移，高校的管理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使得权力过度集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革说，“我国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已经确定，但普遍缺乏运行顺畅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地方，校长负责制成了‘自己负责制’或‘个体负责制’。”

他说，与其他权力集中部门的情况类似，高校个别领导存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原则，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其他居于弱势地位的校领导耳听少言，并不干预。

“高校监督部门的文件发布不少，但是真正能够一一落实抓出实效的可能有水分。高校出现领导干部基建采购腐败事件之后，很少见到监督部门检查监督文件的落实情况，以及反思如何改进监管的对策措施。”陈永革表示，虽然高校也受到纪检监察、审计，以及内部会计等部门的自身监督，但力度很弱。

“除了学校本身的原因之外，国家宏观控制不力，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