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从技术争夺到版权争夺需建立新财产制度

每经记者 江然 发自成都

“今天这样空旷的环境，对我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人是一个挑战，这同时也是一个跨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技术惹的祸。”昨日（9月17日），在“第五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首场分论坛上，我国知识产权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的演讲以此开头。他演讲的题目是“从技术争夺到版权争夺——互联网时代下版权与科技的跨界发展”。

不久前，刘春田作为中国学界唯一代表，再度入选“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知识产权人物”。他在演讲中指出，受几千年文明影响，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我们，还停留在仅对物质财产保持敬畏的阶段，而日新月异的技术改变了人类行为方式，也改变了财产流动。目前，我国正亟待建立一套新的财产制度。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上广”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刘春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了知识产权法院的权责与义务，并提出“更应建立一个知识产权司法方面的‘国家队’，来促进国家司法标准统一、司法确权、司法整体水平提高。”

新财产制度亟待建立

技术发展使社会越发丰富多彩。“近30年来，技术造成了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乃至有一部分进入后工业社会，三态并存就是‘中国特色’。”刘春田在论坛上指出。

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改变了什么？刘春田用一句话概括，“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在他看来，新的方式也是财产的来源。“版权就是财产权。”在他看来，“讲来讲去，都是围绕财产进行的，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财产管理的变化。”

在刘春田看来，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让人们对财产充满敬畏，“但仅认为物质产品是财产，对用于精神愉悦的产品和作品，我们往往不认为是财产，因此整个社会还需要转变观念。”刘春田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刘春田指出，我国亟待在大众思想中建立新的财产制度，这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落后的核心问题：理念的变化和匹配。“工业社会使我们能在短期内批量生产，这种情况生产已经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什么，应该把这个当成比劳动成果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我们这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刘春田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靠创新驱动创造财富，“意思就是不再靠单纯的劳动来增长财富，靠的是精神财富。”

知识产权审判需“国家队”

今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这一举措被看作“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道路上再次迈出实质性步伐”。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上海和广东各级法院一审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分别达到12464件、5158件和24843件，二审案件分别达到14934件、5708件和29836件。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基层法院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5056件，其中著作权案件4241件。

刘春田认为，可以以上述三地的知识产权法院为基础，跨省管辖辐射周边地区，为将来设立最高司法水平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打下基础。

“我国自1994年设立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已经设立了420多个各级知识产权审判庭，已经有2700人的专业审判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少案件的判决书体现了法官相当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增强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话语权。”刘春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同时，知识产权司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影响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从制度、机构上改革才能解决。”

刘春田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要存在3个问题：一是与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二是专利权等民事权利确权纠纷循环诉讼问题；三是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水平，增加与其他国家对话的机会。

“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不缺地方队，缺的是一支国家队。”刘春田对记者表示，“当前，如果仅在组建地方队上做文章，止于量变，无关大局。设上诉高级法院才是质变，犹如画龙点睛，一笔就可盘活知识产权审判的全局，一举解决上述3个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