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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坚:沿边金改切勿照搬统一模式

    2014-04-11 00:58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江然 发自成都    

    每经记者 江然 发自成都

    “全国很多沿边省份都把云南和广西看作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就像把云南瑞丽和广西东兴作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一样,希望从中探索出沿边金融发展的新思路,进而复制、推广。”3月28日,在云南省德宏州举行的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启动会上,德宏州州长龚敬政如是说。彼时,距离去年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刚刚过去4个月,加入金改试点队列的云南已经取得了部分实效。

    然而,如何在金改中最大程度地突出云南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道路,仍然需要探索。“金改的宗旨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云南金改一定要依靠自己的特色,依靠长期从事边境贸易的民营企业,而不是照搬统一模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云南金改优势明显/

    2012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浙江丽水、浙江温州、福建泉州等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如今云南的加入让金改试验区呈现出多地开花的局面。

    1月15日,云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云南沿边金改“破冰”。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称,《实施意见》的出台历经一年时间,期间数易其稿,足见政府的重视。

    实际上,全国沿边省份很多,国家之所以让云南、广西先行试点,正是因为其在沿边金改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云南,占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优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曾表示。

    陈元认为,从全国来看,虽然沿边省份经济不是最发达的,但金融是一个流动的行业,能够使沿边省份快速发展,形成金融优势。

    “现在国家在金改方面是多地开花”,孙立坚表示,沿边金改对云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只让沿海地区开展,中西部没有自己的产业,就会导致人才东流,出现贫富差距加大、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因此云南也应该借此机遇,大力培育新型的边境贸易商业区”。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拥有极大的沿边优势,“走出去”潜力巨大,特别是其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迅速,奠定了金改的基础。

    据统计,云南省人民币跨境结算自2010年7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累计结算金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直接投资和跨境融资结算占30%,位居全国沿边省区前列,结算业务涉及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6家商业银行与越南、老挝、泰国等9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签署了代理清算协议,奠定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

    建议云南学习德国模式/

    刘光溪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接近半年的时间内,无论是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实施 “金融入出滇”工程,还是鼓励企业上市、开展民营金融服务机构试点,云南都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如何在金改中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最大地发挥本地优势,仍需要探索。

    “从各地的金改方案可以看出,我国金改的宗旨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孙立坚表示,“比如温州金改,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温州特色;浙江丽水金改主要是针对农业金融,解决农村靠什么抵押、能不能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何肖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近年来各类试验区、规划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也出现了试验区试验效应弱化、同化等问题,希望云南、广西金融改革试验区真正做实,走出新路。

    在孙立坚看来,云南的特色在于边境贸易,不能照搬统一模式,大兴土木,而是应根据自身特色,理清优势产业和发展方向。“云南应该充分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贸易做实,帮助国家解决口岸假贸易等问题。”

    孙立坚建议,云南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借鉴德国模式,“德国的金融工具长期全程参与企业的贸易项目,能够为监管部门提供真实信息,做到业务清晰、贸易真实后,更有利于向国家申请政策倾斜”。

    “地摊银行”或源于外汇管制/

    瑞丽中缅边境“地摊银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在不影响边境贸易的前提下,彻底根除地下金融“顽疾”,规范当地金融市场,保障国家的金融体系安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NBD:为什么会出现“地摊银行”这类地下金融、灰色金融?

    孙立坚:原因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我们的边境贸易,因为是面对面地在进行货币交换,所以监管起来很难,存在监管漏洞,给“地摊银行”可趁之机;二是由于国家的外汇管制,“地摊银行”把钱搬来搬去,无非就是要赚一个汇差的钱。从理论上讲,只要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走向市场化,那么想靠汇差来赚钱是很困难的。国家的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出现了一个单边升值的趋势,出现了价差,正好给这种边境灰色领域的交易创造了条件。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就是市场化的产物。

    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我们无法放开汇率。目前我国的内需还不能支撑企业的产能,所以出口还是经济增长的一驾重要马车。中国现在的出口主要还是靠制造业,而不是靠一些技术含量高,避开汇率波动也能够赚钱的东西,如果把汇率完全交给市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能力。

    这也解释了我国汇率的改革为何如此缓慢,得一步一步看市场的消化能力。可是这样恰恰又给这种在边境炒外汇的灰色渠道带来了可趁之机。所以国家现在认识到,无论如何要采取措施,一种就是阳光化,把地下做的事情放到地上来,至少可以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国家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随之调整,从而就能够有的放矢。

    NBD:现在一行三会的垂直管理让地方政府的金融参与度很低,瑞丽金融办感到创新很难,你认为有什么办法?

    孙立坚:别说瑞丽了,上海自贸区现在也存在难题,主要还是一行三会没有具体的细则,当地做不了,金融都是国家垂直管理。

    NBD:现在的呼声是能不能建立一种权责利平衡、相互制约的两套系统,一个是一行三会的这种垂直管理的,另一套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构建民营经济的一套金融体系,二者是平行的,然后相互制约。您怎么看这个?

    孙立坚:我非常同意,实际上国家也注意到了。现在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5张民营银行牌照,同时也开始尝试最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就是美国现在采用的“生前遗嘱”模式,让银行的权利和责任达到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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