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沿边金改切勿照搬统一模式

每经记者 江然 发自成都

“全国很多沿边省份都把云南和广西看作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就像把云南瑞丽和广西东兴作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一样，希望从中探索出沿边金融发展的新思路，进而复制、推广。”3月28日，在云南省德宏州举行的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启动会上，德宏州州长龚敬政如是说。彼时，距离去年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刚刚过去4个月，加入金改试点队列的云南已经取得了部分实效。

然而，如何在金改中最大程度地突出云南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道路，仍然需要探索。“金改的宗旨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云南金改一定要依靠自己的特色，依靠长期从事边境贸易的民营企业，而不是照搬统一模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云南金改优势明显/

2012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浙江丽水、浙江温州、福建泉州等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如今云南的加入让金改试验区呈现出多地开花的局面。

1月15日，云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云南沿边金改“破冰”。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称，《实施意见》的出台历经一年时间，期间数易其稿，足见政府的重视。

实际上，全国沿边省份很多，国家之所以让云南、广西先行试点，正是因为其在沿边金改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云南，占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优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曾表示。

陈元认为，从全国来看，虽然沿边省份经济不是最发达的，但金融是一个流动的行业，能够使沿边省份快速发展，形成金融优势。

“现在国家在金改方面是多地开花”，孙立坚表示，沿边金改对云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只让沿海地区开展，中西部没有自己的产业，就会导致人才东流，出现贫富差距加大、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因此云南也应该借此机遇，大力培育新型的边境贸易商业区”。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拥有极大的沿边优势，“走出去”潜力巨大，特别是其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迅速，奠定了金改的基础。

据统计，云南省人民币跨境结算自2010年7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累计结算金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直接投资和跨境融资结算占30%，位居全国沿边省区前列，结算业务涉及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6家商业银行与越南、老挝、泰国等9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签署了代理清算协议，奠定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

建议云南学习德国模式/

刘光溪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接近半年的时间内，无论是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实施 “金融入出滇”工程，还是鼓励企业上市、开展民营金融服务机构试点，云南都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如何在金改中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最大地发挥本地优势，仍需要探索。

“从各地的金改方案可以看出，我国金改的宗旨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孙立坚表示，“比如温州金改，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温州特色；浙江丽水金改主要是针对农业金融，解决农村靠什么抵押、能不能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何肖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近年来各类试验区、规划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也出现了试验区试验效应弱化、同化等问题，希望云南、广西金融改革试验区真正做实，走出新路。

在孙立坚看来，云南的特色在于边境贸易，不能照搬统一模式，大兴土木，而是应根据自身特色，理清优势产业和发展方向。“云南应该充分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贸易做实，帮助国家解决口岸假贸易等问题。”

孙立坚建议，云南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借鉴德国模式，“德国的金融工具长期全程参与企业的贸易项目，能够为监管部门提供真实信息，做到业务清晰、贸易真实后，更有利于向国家申请政策倾斜”。

“地摊银行”或源于外汇管制/

瑞丽中缅边境“地摊银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在不影响边境贸易的前提下，彻底根除地下金融“顽疾”，规范当地金融市场，保障国家的金融体系安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NBD：为什么会出现“地摊银行”这类地下金融、灰色金融？

孙立坚：原因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我们的边境贸易，因为是面对面地在进行货币交换，所以监管起来很难，存在监管漏洞，给“地摊银行”可趁之机；二是由于国家的外汇管制，“地摊银行”把钱搬来搬去，无非就是要赚一个汇差的钱。从理论上讲，只要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走向市场化，那么想靠汇差来赚钱是很困难的。国家的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出现了一个单边升值的趋势，出现了价差，正好给这种边境灰色领域的交易创造了条件。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就是市场化的产物。

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我们无法放开汇率。目前我国的内需还不能支撑企业的产能，所以出口还是经济增长的一驾重要马车。中国现在的出口主要还是靠制造业，而不是靠一些技术含量高，避开汇率波动也能够赚钱的东西，如果把汇率完全交给市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能力。

这也解释了我国汇率的改革为何如此缓慢，得一步一步看市场的消化能力。可是这样恰恰又给这种在边境炒外汇的灰色渠道带来了可趁之机。所以国家现在认识到，无论如何要采取措施，一种就是阳光化，把地下做的事情放到地上来，至少可以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国家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随之调整，从而就能够有的放矢。

NBD：现在一行三会的垂直管理让地方政府的金融参与度很低，瑞丽金融办感到创新很难，你认为有什么办法？

孙立坚：别说瑞丽了，上海自贸区现在也存在难题，主要还是一行三会没有具体的细则，当地做不了，金融都是国家垂直管理。

NBD：现在的呼声是能不能建立一种权责利平衡、相互制约的两套系统，一个是一行三会的这种垂直管理的，另一套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构建民营经济的一套金融体系，二者是平行的，然后相互制约。您怎么看这个？

孙立坚：我非常同意，实际上国家也注意到了。现在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5张民营银行牌照，同时也开始尝试最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就是美国现在采用的“生前遗嘱”模式，让银行的权利和责任达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