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新丝路，新思路

◎许维鸿（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证券研发中心业务总监）

2013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融合战略，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但是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目前还缺乏清晰的脉络，部分官员和学者，还只是把眼光放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有新的思路。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牵引人民币国际化突围

作为工作在金融一线的经济研究者，2013年，笔者先后调研了西部地区多个省份，笔者发现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但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特别是很多官员和学者，似乎还是把能源安全问题作为中国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唯一诉求。

如果我们只是把中亚地区富饶的油气资源，简单地通过商业合同进行购买，即便采用了公平的价格机制，也会在长期战略上埋下巨大隐患。

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切实用心地把产业链做实、把西部乃至中亚的新型城镇化做实、把共同富裕的理念深深植入到每一个政策制定者心中，这必然需要强有力的金融体系进行支撑。在调研中，笔者遗憾地发现，即便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远远滞后于制造业，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更是显著不足，不少县市根本就没有银行分支机构入驻，这已经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隐患。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用现代金融为新丝绸之路插上腾飞的翅膀，将是每一个金融从业者的时代使命。

第一，新丝绸之路上中国的产业“走出去”，需要陆权金融的支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如果我们还是遵循过往的路径，照方抓药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向欧亚大陆，其结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各级政府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持，应该以支持内陆金融为抓手，支持民间的跨境贸易和产业融合，通过金融业掌控内陆经济现代化，实现跨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3年我们一直在摸索建立“陆权金融”理论体系，从中国乃至欧亚大陆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探寻一条适合转轨经济的金融业发展之路。

第二，新丝绸之路上中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同样需要陆权金融的支持。单纯的“金元外交”在中亚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是逐利的，通过自上而下的资金注入，并不能解决西部地区发展的持续力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培育草根金融机构，并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问题，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最佳路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越是金融服务不足的地区，民间金融越是发达，而那些小贷公司、投资公司、典当公司的草根老板，自有一套应对风险和收益的经营之道，这是那些位居庙堂之上的监管者难以睥睨的。

在西部的中心城市，存在着金融业态的“三元服务结构”，即国有商业银行、区域商业银行和草根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相对于中亚地区更加不开放的经济结构，国家到底是应该支持、补贴哪一种金融机构走出去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草根的、民间的、也是最能适应西部内陆经济特点的金融机构去中亚，提供区域的贸易融资服务和人民币跨境服务。

官方区域金融可以做的是要尽快建立西部地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跨区域的股权交易市场，帮助西部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蜕变，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个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细胞。中央政府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转移支付，应该更多地倾斜于那些勇于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小微企业，也包括那些到中国西部挂牌交易的中亚企业。试想，如果我们中国能建设欧亚大陆的陆权金融中心，成为中亚各国企业挂牌融资的最佳选择，又何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活力呢？

第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人民币真正国际化的难得机遇。中国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要把那些低附加值的、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工厂，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产业经济结构。面向大海开放的路径依赖，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逻辑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需求，也是建立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缺少现代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的人民币，必然出现贬值的压力，国际化进程很有可能戛然而止。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给了人民币国际化突围的一条新路径。遵循对内开放的陆权金融原则，新丝绸之路是中国第一次在跨境区域战略层面，主导建设市场化的、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其增长动力是内生的。更重要的是，随着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一体化整合，以“走廊”和“轴心”为分布特色的区域贸易中心，会带动区域内各级城市进入现代城镇化阶段。陆权金融中心的流动性溢价，得益于这种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资产升值，进而带动区域整体的财富效应。

对人民币而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金融一体化的跨境货币交易需求，也必然是内生的。作为拥有3.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人民币的含金量毋庸置疑，而其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深植于实体经济自发形成的金融需求。这也验证了“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反过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代化进程，也给了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底气。展望未来，人民币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财富分配的最重要手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是人民币最重要的战略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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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三类中国商品清单

西部地区多个省份把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未来几年的发展契机，却往往在制定战略规划中找不到切实的“抓手”和经济新要素，学者都在空谈重回汉唐“万商云集”的盛景，却又找不出有竞争力的商品清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的研究机构已经发现、并开始提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中，西部省份“各自为战、产业投资重复”的风险苗头。如何避免本轮西部经济升级重蹈以往转型失败的覆辙？如何让“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真正成为内陆开放的大格局？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任何具有战略性的改革方案，既需要“不走寻常路”的跳跃式思维，也需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不例外。欧亚大陆的经济融合，根本上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商品的交换，是经济学上比较优势的互补发展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中国有什么特色的商品要输出？什么才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流中的“中国制造”品牌呢？顺着这个思路，笔者认为有三个层次的中国商品清单应该涵盖。

第一，我们出口欧美的“中国制造”商品清单。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产能雄踞世界之巅，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早已占领了欧美各大超市，这些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商品清单的必然之选。随着高铁技术的日渐成熟，西部各省都很重视欧亚大陆桥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重视人流、物流体系的设计，无疑是内陆经济走廊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二，对中亚地区的“中国服务”商品清单。在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国际贸易清单上，中国是一个从欧美发达地区进口服务业商品的国家，这也是我们上海自贸区开放“负面清单”中，争论最多的领域。在面向欧亚大陆内部的开放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服务”的出口潜力巨大——无论是中医特色的医疗服务的输出，还是更加现代化、更加包容的文化教育服务，都必然受到中亚国家欢迎。

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和文化输出，是更高层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新要素。作为传统的陆权国家，“和谐共生的人文主义关怀”是中国最佳外交名片，也是中国向西扩展中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冲突中的最佳价值观内涵。

第三，对欧亚大陆的“中国货币”服务。现代金融一旦摆脱了金本位的束缚，货币的意义就不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物，而是一种国家信用为背景的商品服务。正如中国推进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业的思路要遵循“陆权国家”的和谐共生思维，金融业的内陆开放也要遵循“陆权金融”的理论体系，结合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金融服务。

当前中国西部的金融业态是一种“三元结构”，即“按照西方现代金融理论构建的商业银行体系、本土钱庄特色的农村信用社体系和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民间金融体系”三者并存的结构。其特色是服务对象被人为划分，国有企业得到金融资源倾斜，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明显不足。由此演化出民间融资的利率市场化体系缺少阳光化的监管。这种看似无序的市场化金融业态，经营者既没上过名校MBA，更不懂次贷危机的衍生品公式，往往被国内众多金融“海归”所不齿。但陆权金融对中亚开放，助力欧亚大陆的人民币国际化，恰恰就应依靠这些草根银行家。

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标，是促进欧亚大陆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在当前全球化现代经济大背景下，没有“汇通天下”的金融一体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最佳中国商品，应该是中国货币服务的贸易，其拓展路径是依靠自发形成的利率市场化，依靠草根金融家的走出去，而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盲目投资。

各级政府可以做的是构建整个西部进而延展到欧亚大陆的金融交易市场，制定交易规则、维护交易秩序、确保交易公平。欧亚大陆金融交易市场不仅仅应该包括小微企业的股份转让，即俗称的“四板”股票交易所，还应该包括草根金融机构的再融资衍生产品，以及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买卖。中央政府对西部的转移支付，也应该通过这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补贴给市场经济的经营个体，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机构去乱花钱。

说来虚无缥缈，其实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渝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好典型。通过组织榨菜产业链上不同交易方，利用集中交易的金融产品设计，有效结合投资、投机和采购生产等需求，小小的榨菜“年集中交易额”已经上百亿。其市场化博弈后的基准价格，不仅稳定了榨菜市场、熨平了由于气候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价格波动，更促进了相关产业金融风险的释放。

如果西部各省份都能把自身特色的、比榨菜更大宗的商品通过金融手段，做成互联互通的交易平台，形成区域基准价格服务欧亚实体经济，何愁不会重现汉唐“万商云集”的场面？如果慕名而来的中亚各国小微企业，都能到中国的陆权金融中心交易所来登记、托管、挂牌、交易，并得到合理的资金成本融资，我们又何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发展的抓手和战略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