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专访了我国经济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正演绎着荡气回肠跨年度大戏。但中国经济2014开局首月，并没有同步叠加其中，1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6个月来最低水平，显示出经济增长乏力。
我们又将面临一次选择：是习惯性延续原有路径依赖刺激政策保GDP，还是干脆停下脚步，用刮骨疗伤“休克疗法”进行改革，把长期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顽疾彻底清除？在未来市场化改革发展路程中，如何用顶层设计思维去认清问题实质，找寻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图？
对此，上证报记者专访了我国经济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22年中13次参加国家改革路线图设计，尽显翰林本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位于北京月坛北小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记者见到了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一甲子的张卓元。
对于GDP
不要过于纠结增速7%左右就好
转型期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速度就很好了。我们无须为GDP增速提升零点几个小数点过分纠结
记者：国家统计局刚公布去年GDP增长7.7%，汇丰1月PMI指数就给炽热数字浇上一瓢冷水。受国内需求降温等因素影响，汇丰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自去年8月以来再次跌至荣枯线50以下。数据显示，2014年1月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49.6，低于去年12月终值50.5。市场有担心，一旦发现经济乏力，在通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政府会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张卓元：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增速就很好了。我们无须为GDP增速提升零点几个百分点过分纠结。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腾飞，已经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从2010年起，中国已经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世界誉为“中国的奇迹”的同时，由于长期粗放式扩张带来的经济结构和区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当然，要转变原有的发展路径和思维，是很难的。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我们加大了货币投放，目的是为了提升GDP零点几个百分点。最终数据7.7%确实不难看，但今年1月经济重陷疲态。说明增加每一单位GDP所需要的投入，低成本信贷和廉价原材料越来越多，投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带来的后遗症是债务规模显著增长，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依旧。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政策硬性支撑经济超速发展。目前，单纯看CPI确实不高。但是否通胀不能只看CPI，因为其中并不包含房价变动因素。因此，不能轻易采取刺激政策，为后续经济稳健发展埋下“地雷”。
记者：是不是就业压力较大，政府不敢轻易放慢增长速度？
张卓元：过高的经济增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目前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对于中国就业整体而言，将逐步由规模问题变成结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快速发展为就业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中国经济主要数据显示，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3年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43.9%)，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特征，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开披露数据，说明就业结构在变化。2013年，全国计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00万人，实际完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10万人，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的较低水平。
所以，面对新环境新变化，保就业和高增长已不再显示完全对应关系了。
记者：为什么说我们更需要结构调整，而不是继续追求高速增长？
张卓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内投资的拉动，习惯的发展方式和模式，走起来总会不由自主。但这20多年来，中央一直强调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转型。目前，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了，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相当于9万多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如果仍要保持8%以上的速度，难度相当大。我国经济适当减速是自然的，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当前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维持一定增速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经济需要换挡变更跑道。
客观地说，经济发展速度自身已难以保持惯有速度了。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回调，GDP增速自2002年以来罕见地降到9%以下。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三重因素叠加决定的：第一，这是2003年至2007年间连续五年GDP增速高达两位数及以上，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要求经济再平衡的结果；第二，是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当时经济主要靠大规模投资铁公基项目和天量投放贷款的结果；第三，是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的必然结果。
因此，近两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平缓的下降周期，不宜再人为强行加速，这会打乱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让问题滚雪球式地后移，为后续发展积累更多风险。
当然，调结构也不能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彻底不顾速度，停速调结构。这不仅不现实，也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还是要稳中求进。经济活动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体，既有科学的严密性，也有人文的包容逻辑。
所以，中国经济如果保持7%左右有质量的增长，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状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靠3—5年的努力就能完成的，没有8至10年是不可能实现的，调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
对于金融
货币有点超发需高度关注风险
货币投放量过大，会带来很多问题。金融如果不稳定，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记者：2014年1月31日大年初一，是中诚信托30亿矿产信托兑付大限。由于融资方名下矿厂停产核心资产难变现，让这单信托项目顺利退出蒙上巨大阴影。目前各方在积极想办法寻找下家接盘，以免成为首单破产的信托资产。您是如何看待此事的？(编者注：在记者结束采访之后，中诚信托刚性兑付事件已得以解决。为尊重事实，此处特保留采访时提问。)
张卓元：我感觉这几年货币还是有点超发。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2013年的货币金融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9.7%，达到17.29万亿元的年度历史最高水平。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8.4%，新增贷款为8.89万亿元，仅次于“史上第一高”2009年的9.59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超过11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13%的目标值。
央行在2014年全国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上承认，2013年，全年信贷调控目标已经较好实现，但当前商业银行贷款扩张动力依然较强。有人估计今年1月新增贷款过万亿元。
如果说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在历史上还有解决问题的经验可寻，包括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带来60年代初的大调整，90年代大量货币充斥海南北海，最后以长达10多年的烂尾楼为代价，换得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那么，在解决金融风险危机方面，我们还欠缺经验。
货币投放量过大，会带来很多问题。中诚信托30亿矿产信托案例，即使个案能解决，但信托“刚性兑付”的潜规则违背了金融行业中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基本原理，让信托产品异化成为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信托产品金身不败神话迟早会破，一旦发生，则会引发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如果不稳定，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记者：国家审计署最新公布了地方融资平台债的数据。过度的货币投放，是否是引发无效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张卓元：国家审计署去年年底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合计为17.9万亿元，与此前各方的猜测存在较大差异，低于预期，风险也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这不意味着地方债务不存在风险。
我参加了李扬领衔的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发布会。其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披露，2007—2011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546.5万亿元；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242万亿元；而净资产则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04.5万亿元。三大指标在五年内均几近翻番。这说明我国经济底子还是比较充实的。
但也要看见，当前企业债务风险有所上升。研究显示，如果计入国有企业借款，政府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将上升至151%。企业承受的压力已初露端倪，如刚才所说的中诚信托30亿元的信托产品。工行是按资产规模计算的全球第一大银行，也拒绝为其兜底。
我个人感觉主要风险点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方面。中长期风险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和社保欠账。无论哪一类风险，都和中国当前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货币超发和产能过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可割裂看待问题。要形成有效益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改变用低成本资金和廉价资源堆积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除此以外，我们无路可走。
中央已经对此很警惕，将慎重行事，以防引发经济危机。如，去年12月底，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展期。很多地方为了给长期项目融资借入了短期资金，其中有些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盈利。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其延长自身债务的期限，这意味着中央正在敦促地方将自身财政建立在更稳健的基础之上。
对于改革
列出具体时间表不能一拥而上
要注意防止有的部门和地方不是严格依据《决定》的要求推进改革，而是从本部门和地方利益出发自行其是，使改革变样，阻碍改革的顺利推进
记者：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您先后参与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您还参与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两次全会在中国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多次上“玉泉山”的改革亲历者，如何看待此次改革与以前的不同？
张卓元：这次《决定》的一个大亮点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代替沿用21年的基础性作用。
我体会，作这种变更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健全；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也不到位或缺位，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政府没有很好地依法打破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甚至采取一些歧视性政策，妨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这就要求政府转型，从越位领域退出，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
记者：财税改革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在哪里？
张卓元：目前地方税收少得可怜，有的地区80%的政府支出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政府拼资源拼环境，并违规实行优惠电价地价等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以便得到更多的增值税分成，形成恶性竞争和加重产能过剩。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当务之急。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地方税主要有两个税种，一为房产税，二为消费税(价外税)。我想我国将来也许要参考这种税制。这次《决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如何开征房地产税问题，立好法，适时开征，并要考虑好如何逐步完善，使其逐渐成为地方税的一个主要税种。
消费税的问题也要认真研究，包括研究如何使消费税逐渐成为覆盖全部消费品的价外税，成为地方税的另一个主要税种，与此同时要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比如降低三四个百分点，以支持开征作为价外税的消费税，尽量使消费者不致加重负担。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待各方面认真研究，提出可行方案。
记者：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怎么落实？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60条改革项目和300个改革举措应分步到2020年得到落实。
《决定》出来2个多月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相关机构已经正式成立。除了习近平任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外，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任副组长。在人事配置上，共有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其中，这也可以解读为超高规格的人事配备，显示中央改革决心，架构快速搭建也显示出改革落地有声。
在改革落实过程中，虽知易行难，但也要迎难而上，勇往直前。要列出具体时间表，分步落实，不能一拥而上。要注意防止有的部门和地方不是严格依据《决定》的要求推进改革，而是从本部门和地方利益出发自行其是，使改革变样，阻碍改革的顺利推进。当然，也不能完全按先易后难次序推进改革，把难题留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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