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中国经济“自行车论”进入公众的视野。
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这个世界上庞大的经济体,在目前的周遭经济形势下,宛若一辆徐徐向前的自行车,其蹬踏的力度需要有高超的掌握技巧。
这就是“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的“经济公开课”上表示,“稳”不意味着不动,“不动就会像骑自行车,会摔下来,所以我们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而在这换挡减速的当口,一系列凸显的矛盾需要解决。
经济预期
2014年GDP增速应能超7.5%改革红利对冲下行风险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2014年经济将会怎样?诸多研究部门给出的答案是:将在2013年基础上继续持稳。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最近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2014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仍包括出口、房地产,以及至关重要的信贷周期。改革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2014年GDP增速将从2013年的7.6%小幅回升至7.8%。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则认为,2014年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继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呈现底部波动和轻度回缓态势。
预计2013年GDP增速7.6%
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分别增长7.7%、7.5%和7.8%,累计增长7.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国家信息中心预计全年GDP将增长7.6%。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和稳增长政策效应下,2013年经济出现“前弱后稳”的态势,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8%。
对于未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认识到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中国经济还需要速度,但是这个速度应该是非通货膨胀和非增加产能过剩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向世界和国内公众传递一个稳定的信号。
据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经济景气指数系统显示,至2013年8月,我国综合先行指数已连续20个月稳中回升,表明我国经济2014年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14年内需基本保持稳定,基础设施投资放缓会拉低2014年投资增速,但消费增速会有所回升。”汪涛说。
出口则有可能略好于2013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欧元区受益于货币传导机制改善摆脱衰退,2014年G3经济体增长预计将有所加快。
警惕经济放缓风险
产能过剩、地方债以及影子银行是经济学家们尤其提出风险警示的地方,而它们最终都将导向金融领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小幅上升。2013年8月,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5%,比第二季度末上升0.03个百分点;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469.8亿元,比第二季度末上升372.5亿元。
社科院经济蓝皮书认为,实际信贷质量不容乐观。有的贷款被“过桥”贷款掩盖,大中小型企业均有涉及;有的贷款尚未到期或进行了续贷,目前还维持在“关注”类,光伏、造船行业普遍存在。
“我们认为央行将设法保持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紧平衡’,维持相对较高的货币市场利率。”汪涛说。
汪涛提醒,信贷周期的波动会同时带来双向风险。如果政府只注重控制M2和人民币贷款增速,“影子银行”信贷增速可能会超预期。但如果对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过于严厉,则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信贷紧缩,这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增长的稳定性。
此外,限制地方政府借贷和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
2013年底,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武汉等二线城市相继对楼市调控进行加码,从而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11月销售额为1276亿元,环比下降11.32%,1~11月累计销售额为11407亿元,同比下降0.47%。
改革红利集中释放
2014年的宏观政策基调仍将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2014年政府工作的两大主题,即在确保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推进各项改革。
尽管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明确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此十分乐观,这主要源自其对改革驱动经济的信心。
姚洋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我估计2014年GDP会超过7.5%,现在看来户籍制度改革很快会出台,将带动一些产业发展,比如房地产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上述年会上也特别强调了制度红利释放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他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被制度化,而目前实施户籍的一元化将会带动民间特别是农村的内需潜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无论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其他各项政策,都要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
汪涛说,取消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审批,简化服务业工商注册制度,放松计划生育和户籍政策,扩大社保覆盖面,赋予农民更多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并鼓励金融创新等措施,要么鼓励投资,要么促进消费,因而都会推动GDP更快增长。
考核标准
政绩考核内涵生变: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地方GDP总和连续数年超出全国统计数字,并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这一趋势有望在2014年发生改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加强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对违背科学发展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以正确的考核导向,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GDP不再是“硬性指标”
GDP一直是干部考核评价的 “硬性指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欧阳日辉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
有专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这是客观的。如果一味地以GDP来考核干部,发展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欧阳日辉表示,如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增长了,甚至速度很快,但随之带来生态破坏、收入差距严重等问题,将经济增长和带来的问题相比较,如果认为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则可以认为是“有增长无发展”。
在此背景下,《通知》无疑是一支新的指挥棒。《通知》明确,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等,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
考核指标各有侧重
《通知》称,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生态环境在多个城市被“霾伏”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公众非常看重的指标,而强化它的考核权重,将有利于避免一些地方过度重视GDP数据导致发生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情况。
考核思路生变,情况也逐渐发生逆转,比如辽宁自出台《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以来,对各市环境空气质量按日考核,给8个城市开出 “雾霾罚单”,罚缴总额5420万元。
《通知》还明确提出,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政府作为市场和社会的主要监管人,应当担负主要的责任,要保证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质量,现在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加强政府债务状况考核
地方债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风险,其滋生发酵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官员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和对举债决定者本身的弱约束。
《通知》表示,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
2013年6月,审计署发布区域性地方债务抽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其中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跟过去比,各地方的债务水平最近几年上升得太快。”社科院数经所副所长李雪松说,虽然目前中国总体政府债务水平不算太高,但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举债水平过高,若不加以防控,“进一步上升就可能带来风险。”
招商证券报告称,政府债务问题和风险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矛盾,高层的重视和对该问题的着力解决,有利于降低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稳定资本市场情绪,从更长时间来看,对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调控方向
经济迈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调控转向“底线思维”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GDP保八已成为历史,不出意料的话,2014年GDP增速将会在7%和7.5%中择其一,这也将是中国GDP增速目标连续3年低于8%。
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称,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换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可能会逐步回落。
2014年,中国将继续实施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的战略措施,保持合理投资增长,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地方考核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
中国经济处于换挡期
从近几年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连续13个季度下滑。国际上,中国经济“恶化论”、“崩溃论”、“硬着陆论”等说法再次泛起。
最终实际证明,用中国经济处于换挡期来形容目前的阶段是最合适的。
有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也有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先由“高速”降到“中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分阶段地下降。
而关于下降的原因,诸多经济学家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1.5到2个百分点。”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列举了五个原因:劳动要素的供给在下降;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服务业效率仍然有待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改动的空间较窄,这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瓶颈;资源环境的容忍度达到极限。
劳动力要素显得颇为关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老龄率为8.9%,但到2050年大概将达到30%,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社科院数经所副所长李雪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12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持续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但随着外贸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已告别超高速增长期,进入新的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中高速的增长阶段。
问题集中暴露期来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表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国经济增长从10%左右的高速向目前8%左右的中速转换后,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货币政策扩张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部门、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政府债务风险增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减缓等。”
其中,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重视。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状态。
祝宝良说,在中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淘汰和兼并重组,过剩行业的利润会继续下降,优秀企业将难以发展壮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以往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矛盾,当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进入换挡期时,很多以前积累的问题逐步显化。
“这些突出矛盾和风险与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的后果。”祝宝良说,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处理不好,不仅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会降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影响中长期经济发展。
提出“底线思维”理念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而在经济调控领域,守住下限则是底线思维的最主要表现。
“什么合理区间呢?老有人追问我,说这有上限下限,这最终到底是多少啊?那就是GDP按照2013年人代会所确定的,增长7.5%左右,作为我们的下限。这直接关系就业。”李克强在之前的“经济公开课”说道。
李克强说,“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祝宝良说,2013年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创新思路,提出了“底线思维”理念,确定了按“上下限”调控的合理区间,采取了与“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控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都增加了鲜活的经验。
“提出‘稳中有为’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著名经济学家刘树成如是解读。
一个典型例子是,2013年二季度GDP增速仅为7.5%,临近经济增长的下限,2013年6月中旬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措施,7、8月份,经济运行的许多指标出现企稳向好势头,并初步稳定了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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