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重在管住有形之手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11月12日新华网）。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度里，政府和市场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市场不灵的情况下，市场会用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出有用的物品和劳务。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最具效率的。所谓效率又称配置效率是指投入能够带来最大产出，即：投入带来的产出品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以上，在这个边界上移动。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这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够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严格意义上说，亚当-斯密应该是微观经济学的鼻祖，也就是说他发明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即：厂商、企业和个人个体的经济行为之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体现的就是上述经济学的精髓。其基础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还不曾有一种经济能够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而顺利进行。相反，每个市场经济几乎都遭受到制度不完备之苦，结果是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症状。

市场机制虽然配置效率最高，使得投入产出最大化。但是，市场机制在三大问题上无能为力、完全失效：一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影响或叫做溢出效应，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例如，某公司的研究员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工具从而触发一场生产力革命，但是该公司的利润增长却仅占全球社会获利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负的外部性例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噪音，它们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附近居民而向他们进行补偿。这些事例说明，一个行动可能在市场之外有助于或有损于其他人的利益，也即存在着根本不发生经济支付的经济交易。当今政府通常对负的外部性比对正的外部性更为关注。如空气和水的污染，药物、食品和放射性物质等造成的不安全等问题。

二是市场机制对垄断无能力为，甚至自身就是产生垄断的土壤，反过来垄断又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只要存在垄断，市场机制就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就会出现不灵的状况。

三是市场机制对贫富悬殊无能为力。市场机制是嫌贫爱富的，容易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富者愈富、穷者越穷。过度追求市场机制效应，必将使得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面对市场失灵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纠正市场失灵和偏差。经济中的负外部性，垄断包括自然垄断、政府权力垄断，市场机制本身导致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品的管理和维护等，都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具体来说，在包罗万象的政府职能中，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主要行使三项职能：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1、政府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活动来提高经济效率。2、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支出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3、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和降低通货膨胀。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是长期以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定位各自职责？“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如何合理分工、相互补充、相互挥舞着指挥市场经济高效运行上存在偏差和模糊地带。正如李克强总理形象比喻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我们不能让“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

“看得见的手”演变成“闲不住的手”后就会出现，政府过度地侵扰了个人生活；政府创造了垄断；政府不灵与市场不灵是同样的普遍；高税收扭曲了资源配置；政府稳定经济的企图要么失败，要么会加剧通胀。政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了问题本身

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确在一些国家产生了奇迹。但是，在没有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时，在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以支持贸易和私人投资的条件下，市场还可能导致“腐败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相伴随的将是极端的分配不公等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作为主要内容的原因。

总之，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如何拿捏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既非常重要又非常难以把握。根据中国现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点是管住和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闲不住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