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一个市场导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建立市场导向多层次金融体系
中国证券报:我国推动金融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383方案”中的金融改革突破口是什么?
陈道富: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一个市场导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方案中提及的多项改革都在同步推进,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重点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深化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等。
我相信未来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对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的开放程度。在金融领域,我们看到利差还是很大,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企,市场上很多金融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但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的核心在于风险可控,这也是目前相关部门对于民营银行、对民营金融机构设立相当谨慎的根源。实际上,目前我国整个金融系统的管理体制,涉及到大量的政府隐形担保。因此,在市场逐步放开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和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对于民营金融机构而言,如果它是一个特色鲜明、定位清晰的金融机构,市场是需要的。但如果只是想做无风险的贷款,则市场不需要。
中国证券报:“383方案”提出了多项金融改革措施,哪一项推行起来难度最大?
陈道富:目前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是需要花费时间最长的。这项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项改革要求的条件比国内大部分市场准入放开都要更加严格。包括十年内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投资计价货币,在局部市场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等,这都有一定难度。虽然目前跨境贸易结算当中,人民币的使用逐渐增多,但是需求相对有限。数据显示,日元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时候,也仍然没有成为进出口结算最主要的货币。
利率市场化进入攻坚阶段
中国证券报:“383方案”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倒逼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推动大额可转让存单(CD)的利率市场化,取消贷款利率下浮限制,扩大市场化定价的金融产品规模,形成完整的市场化基准收益率曲线。今后应如何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达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陈道富:我认为,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关键是要做好三件事:其一,使利率市场化真正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发挥作用的关键,既要保证银行业内部合理竞争,又要引入替代品竞争,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其二,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体系。其三,合理安排制度变革的顺序和力度,管理好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具体而言,我国可以考虑按照以下步骤推进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存款上浮比例提高到20%至30%,为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资金市场的价格波动提供启动条件;推动银行融资方和资产方与市场的融合,发展CD、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市场,为商业银行转型提供市场条件,提高利率市场的传导效率;发展多层次的资金市场,尤其是完善国债一级和二级市场;构建基准利率体系,并培育价格型货币调控工具,控制货币调控风险。
当然,利率市场化仅仅只是实现金融资源以市场为基础的优化配置,要达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需要经济体系的完全市场化,包括其他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市场化,地方融资平台的约束硬化,政府管制、管理的市场化等。让实体经济向金融体系发出正确的风险收益信号,是保证利率市场化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
利率市场化,是指不同领域的资金价格由市场微观主体根据供求自主决定。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和数量配给,转向以市场主导和价格为主。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推动金融自由化的突破口,更是金融制度完善和转型的过程。这意味着融资结构从间接融资为主,转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意味着经营模式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
可持续增长仍需合理投资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建设被视作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而“383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与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机制改革。怎样看待未来几年中国的投资增长趋势?民间资本又应该扮演怎样角色?
陈道富: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合理的投资增速,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等仍需要许多投资。预计未来几年民生方面的投资仍会有所增加,虽然今年以来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很快,但未来仍会有投资需求。
方案中建议应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对外开放,引入有竞争力的投资和经营者,带动国内竞争。我也认为,如果改革到位,包括铁路领域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可以实现市场化运行的,并给民间资本带来新的机会。
中国证券报:什么是合理的投资增速,应该如何防范过度投资的风险?
陈道富:合理的投资增速应该区分不同领域,不能“一刀切”。总而言之,如果某个项目符合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或其现金流是有保证的,那就可以进行市场化投资。为了避免过度投资、不理性投资,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改革投资机制,并引入民间投资,建立可持续的投资模式;二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某些领域仍然是以国家隐形担保或行政命令进行项目融资,就有可能使杠杆率超过它应有的水平,导致债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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