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羡“渔” 粤远洋捕捞掉队十余年谋再“结大网”

每经记者 郭荣村 贺文婷 广州摄影报道

作为传统的渔业大省，广东正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10月21日下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在广州会见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议长佐伦诺克。在交谈中，黄龙云特别提到，双方要加强在海洋产业尤其是渔业和捕捞业上的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资料显示，该国的捕鱼区达230万平方公里，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三大渔区。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

同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合作，背后是广东省正在把渔业发展的目光从沿海转向远洋。

逐鹿远洋，向外海拓展，是广东省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部署。对此，在今年6月，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高海洋渔业发展水平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提到的重点之一就是拓展外海和远洋渔业。

中山大学海洋学院教授贾良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全国来看，由于过度捕捞以及污染等，近海渔业资源基本枯竭。如果要发展渔业捕捞，广东必须要“走出去”。

向远洋进发

在上述会见中，黄龙云称，广东与巴新的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双方在近海养殖、深水养殖、远洋捕捞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巨大。

广东海洋渔业的目标不止在太平洋。为了适应远洋渔业的发展特点，《意见》指出，到2015年，将建成大中型钢质渔船2500艘，其中远洋渔船300艘。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印度洋、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远洋渔业中心基地，积极发展东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公海捕捞。到2020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远洋渔业企业达到10家。

发展远洋渔业已经成为广东各地的共识。

作为广东省远洋渔业水平最发达的深圳，早已摩拳擦掌。深圳市经信委海洋经济发展处8月份提供给《深圳特区报》的数据显示，深圳远洋渔业水平位列广东省第一，共有8家大型远洋渔业企业，作业渔区覆盖了中西南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延伸至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近几年该市远洋渔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计划几年内有200艘远洋作业渔船。

今年5月，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文斌在渔业重镇——江门台山市调研时，鼓励渔民“造大船、闯大海、赚大钱”，发展远洋渔业。

“我们鼓励渔民从国内捕捞转向远洋渔业，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渔业与远洋捕捞处副处长孙启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近海渔业窘境

向海洋进发，广东有着现实与深远的考虑。贾良文说，广东捕捞业的特点是船舶小，设施旧，缺乏现代化的捕捞设施。渔民大多集中在近海，渔业资源衰竭厉害。

10月15日，刚吃完午饭，年近50的吴伯就和老伴来到自己的木质小渔船上，开始清理渔网中遗漏下来的鱼，为晚上出海做准备。“打不到大鱼了，都是小鱼。”吴伯说。这是记者在红洋村看到的情景。

吴伯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洋村的一位老渔民，红洋村位于广州市的最南端，毗邻珠江口，这里不少人世代以打鱼为生。

“鱼都比较小，贵的鱼几乎绝种了。”红洋村村主任丁炬文说，因为难捕到大鱼、贵鱼，有时出去一次，烧掉几百元的油，本钱都赚不回来，更不用说渔网等损耗费用。

南沙地处珠江入海口虎门水道西岸，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集之处，海域咸淡水交汇，既有海洋属性又有河口属性，鱼的种类繁多，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主要经济渔场之一，珠江口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使如此，在这里捕鱼，已经越来越艰难。

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渔民们在近海沿岸打鱼的收益日渐萎缩。

除了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可能也是影响近海渔业资源的一个原因。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今年3月发布的 《2012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提到，“广州市近岸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

值得欣慰的是，根据渔船功率的大小，渔民们能获得国家的渔船油价补贴。在红洋村，记者在公示栏中看到，补贴从几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

广东海洋大学南海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中心学术带头人卢伙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了南海渔业资源的情况，他说，近海40米等深线以内是过度捕捞，严重衰退；大陆架得到充分开发；深海现在还没有开发。

在近海捕捞越来越艰难的背景下，《意见》于今年6月份正式出台，鼓励渔船走出去。

更进一步来看，孙启勇认为，发展远洋渔业可以参与国际渔业的竞争，如果远洋船队发展起来并达到一定规模，也可以提高我们对国际渔业的占有量。

从事海洋经济研究十余年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胡振宇博士认为，海洋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长远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大会报告。发展远洋渔业，关系到国家的海洋安全。

落后的远洋业

实际上，广东远洋渔业起步并不晚，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起步，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以及资源等问题，远洋渔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到去年全省只剩下100多条（远洋渔）船。”孙启勇说。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以湛江为例，1994年远洋渔业渔船达到177艘，但后来只剩下几十艘。而远洋渔业水平处于广东省前列的深圳在2009年时只剩下4家远洋渔业企业。

孙启勇认为，现在无论生产规模、生产效益还是渔船的状况，广东远洋渔业都较为落后。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说，广东的远洋渔业发展确实跟山东等地有差距，不太符合广东的特点和特性。他认为，广东是一个向外开拓型的省份，远洋渔业的发展需要投入更大精力去做。

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海洋渔业资源研究室主任邱永松看来，广东远洋渔业在全国比较落后，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广东改革开放较早，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的国营公司很早就已经解体了，而要发展远洋渔业需要规模较大、资金雄厚的企业。

不过，广东省并非没有机会发展远洋渔业。孙启勇介绍，我国发展远洋渔业需要国家的审批。去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一个发展远洋渔业的鼓励性措施（非公开），广东企业比较保守，一定要看准、排除很多风险后才下手，结果全国新批准了大概七、八百条远洋渔船，广东只占了其中二十来条。

今年9月初，农业部下发通知，明确规定不再批准个人新建或购置远洋渔船从事远洋渔业生产，不再批准通过代理或挂靠方式从事远洋渔业生产。

但广东仍在积极寻求远洋渔业发展的更大突破。

大投资高风险

王亚民说，虽然必须要走出去，但远洋渔业的风险更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商业、安全和外交。

为了使渔船走得更远，抵挡更大的风浪，渔民以及企业首先需要改小船为大船。但造大船的资金并不是小数目，一条能够满足远洋捕捞的渔船，造价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

胡振宇说，国家的思路也是 “上大压小”，淘汰小渔船，建造大船，这样才有条件进行远洋捕捞。

但根据他的了解，一些地方的银行抵押贷款存在某些问题，有的是渔船不能作为抵押品，有的则是抵押的金额非常低。这需要政府、渔业协会等多个层面协调。

贾良文也说，造一只船需耗资上千万元，但保险公司知道海洋渔业的风险很大，很多不愿意承保这类业务。

除了造渔船缺乏资金外，岸上的渔业码头等配套同样花费巨大。由于缺少大渔港，台山的一些渔船回来后只能停靠在珠海港口。胡振宇说，深圳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深圳临海地价非常高，所以大的渔港码头建设速度比较慢。

贾良文表示，广东缺乏远洋渔业补给基地。他说，渔船出去必须要有后勤保障，比如说加油、水，青菜的补给等等，但广东的远洋渔业基地很少，目前只有斐济一个。

此次《意见》有意解决此项问题，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印度洋、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远洋渔业中心基地。”

人力成本也是远洋渔业不可忽视的一项投入。即使沿海捕鱼区，如广州南沙区的红洋村，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丁炬文说，村里的渔民几乎都在40岁以上，“30岁左右的才一两户，还是跟着父亲出去。”

而从事远洋捕捞的人更少。更让人忧虑的是，远洋捕捞跟近海捕捞操作方式不同，渔工正面临断层的危险。

“到国际渔场捕捞跟目前普通的近岸捕捞相差很远，也就是说没有熟练的渔业工人。”贾良文说。

有码头，有渔船以后，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实际上，农业部在今年9月初停止个人新建或者购置渔船的批准，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考虑到个人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不强。

王亚民认为，与近海渔业相比，在远洋渔业领域，个人所面临的风险和不足要更多，管理也确实需要更加严格。

远洋业将整合

广东省的思路则是通过整合的方式，培养龙头企业，以带动远洋渔业的发展。

《意见》称，要培育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海洋捕捞、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领军企业，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海洋渔业企业集团。扶持海洋渔业龙头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开拓国际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上市。到2020年，具备开发深海渔业资源能力的龙头企业达到20家。

但王亚民说，山东省大的渔业公司比较多，有些渔船都已经开到南美洲了。这种公司能够自我消化对外开拓的风险，比如十只船，有两只是亏损的，但剩下八只是赚钱的，那么，整体就是赚钱的。而广东不同，个体和散户型较多，抗风险能力比较差。他认为，要发展远洋渔业，一定是大公司、大集团才行。

“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小公司，散户型是可以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确实需要重组或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他说。

不过，贾良文认为，能把一些分散的渔船集中起来，也是一件好事情。不过他也担心，目前渔船都是个体性质的，兼并重组就涉及产权、利益分配等问题，操作难度比较大。

他说，对于整合，渔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赚了钱怎样分配，出了事怎样分担风险。所以他认为，政府一定要制定这方面的规章制度，使整合更有操作性和规范性。

但是，王亚民认为，跟山东相比，广东发展远洋渔业也有先天优势。比如祖籍广东的华人华侨比较多，如果找到合适的渔场，广东可以跟其他国家或者华人共同开采当地的资源。

对于远洋渔业大投资、高风险的难题，贾良文认为，政府层面要提供一定的保险基金，这样渔民才能放心走出去。

在渔船抵押方面，贾良文介绍，国外渔船在建造的过程中，就能获得银行的抵押贷款，这给渔民减少了不少资金压力，所以在国内，政府也要继续推动这件事。

“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保护性的措施。保障他们的安全，尽量降低他们的风险。”王亚民说。

对话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渔业与远洋捕捞处副处长孙启勇：

广东远洋业未来重点是通过入渔方式与周边国家合作

每日经济新闻 （以下简称NBD）：广东渔业为什么要走出去？

孙启勇：首先，广东海洋捕捞业现在状况不是很好，小的、旧的和木质的渔船比较多，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导致渔船大部分只能在沿海生产，造成沿岸的渔业资源衰退得很厉害，渔船的效益也就不行了。另一方面，国内捕捞整体都不好，渔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响。作为政府，我们鼓励渔民从国内捕捞转向远洋渔业，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其次，发展远洋渔业可以参与国际渔业的竞争，远洋船队达到一定规模，也可以提高我们对国际渔业的占有量，当然，这对国内水产品的需求也是一种补充。

NBD：广东远洋渔业现在的生产情况如何？

孙启勇：广东的远洋渔业发展得还比较早，从1989年就开始了，高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主要是去公海抓金枪鱼；9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以及资源等问题，远洋渔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到去年全省只剩下100多条远洋船。并且，在这十多年间，远洋渔业的作业方式发生了改变，由于金枪鱼的市场主要在日本和欧美，当时我们的远洋合作主要依靠台湾地区代理，台湾的公司出了问题，也影响了我们的出口。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从金枪鱼转向其他经济鱼类，比如鲳鱼、马交，捕鱼的方式也从抓金枪鱼的延绳钓转向拖网和围网，作业的区域也从西南太平洋公海转向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和孟加拉国。所以，上世纪90代年代中后期以后发生了三大改变，一是规模萎缩；二是作业方式改变；三是捕捞品种变化。

现在，广东远洋渔业在全国来说，无论生产规模、生产效益还是渔船的状况，差不多是最落后了。

现在全省的渔业企业，估计从事国内捕捞的也就十家左右，曾经开展过远洋渔业的企业可能就二十家左右，大一点规模的能有30条渔船，按每条800万元算，大概两、三亿元的资产。

去年，整个国家的远洋渔业渔船总量增加很快，大概有2000条左右，但广东省几乎没有增加，大概是120条左右。

NBD：广东如何保障远洋渔业的发展？

孙启勇：远洋渔业是三高行业：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在公海的大洋性渔业风险就更加高，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市场和资源状况。而且现在公海远洋渔业的捕捞产品相对比较单一，产品越单一，市场风险就越大。所以目前我们发展远洋渔业的主要方向是过洋性。

远洋渔业分两种，一种是大洋性，一种是过洋性。过洋性就是以周边国家为主，包括印度洋和东非一些国家，通过入渔的方式，即我们的渔船到泰国、孟加拉国去获取他们的捕捞许可证，在他们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进行捕捞。这种方式要以当地渔港为依托，建设一些基地，一方面可以服务生产需要，另一方面，可能的话，发展后期的产业链，比如加工、运输和销售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意见》中提到，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印度洋、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远洋渔业中心基地。

NBD：广东发展远洋渔业的困境在哪？

孙启勇：企业要发展远洋渔业是需要国家来审批的。去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一个发展远洋渔业的鼓励性措施后，全国新批准了大概七、八百条远洋渔船，广东只占了其中二十来条。广东企业比较保守，一定要看准了、排除很多风险后才下手，但北方的很多企业不是这样的。

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们的企业动作慢了，今年他们意识到机会的时候，机会已经不在了。而由于全国其他省份远洋渔船增加的数量比较多，渔船的审批就有所收紧。现在广东有其他行业的企业有意向远洋渔业发展，但是国家审批收紧之后，就很难再进入这个行业。为此，广东省政府也专门去了（中央），希望国家能给广东一些支持。

另一方面，目前的合作方式风险比较高，纯粹的民间合作使得企业容易受到当地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加之投入比较高，传统的捕捞企业也不太容易进入远洋渔业。

而且，现在整个海洋捕捞业都有一个难题，就是渔工难找。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在船上工作的渔工，除了传统渔区，大部分年龄都比较大，最年轻的都要超过40岁。传统渔区许多人世世代代都在船上打鱼，但现在很多家庭父辈还在船上，小孩子们都开始在陆地上找工作了。渔工荒特别严重。一些船老板跟我们抱怨，老板难当，如果在船上生活条件不好、效益不好，没人愿意工作。在休渔区，有些老板为了留住渔工，还要给他们发一些生活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