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理查德.弗里曼教授在演讲中谈及对这桩备受全球关注的收购案的看法时认为,该次交易的最大利益者,并非交易双方,而是交易背后的投资银行--高盛。
每经记者 曹逸韵 实习生 陈莹莹
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以上这些在全球经济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今日(6月9日)都聚集在成都青城山,出席由西南财经大学承办的201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政策和实践”为主题,于6月8日、9日在成都青城山举行,而今日是第二天的会议。
哈佛大学、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理查德.弗里曼教授在演讲中谈及近期全球热门的财经事件--双汇国际控股以71亿美元收购美国猪肉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一事时评价说,该次交易的最大利益者,并非交易者双方,而是交易背后的投资银行——高盛。
双汇收购的最大受益者是高盛
5月29日晚,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美国最大生猪及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联合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一份最终并购协议,双汇国际将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已发行的全部股份,价值约为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7亿元)。这桩巨额交易连日来引发全球财经界的高度关注!
哈佛大学、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理查德.弗里曼教授在演讲中谈及对这桩备受全球关注的收购案的看法时认为,该次交易的最大利益者,并非交易双方,而是交易背后的投资银行--高盛。
理查德.弗里曼认为,这桩交易表面上看是双汇通过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保证了美国农户的猪有人买,让中国消费者获得了实惠。但事实上,真正获益的是高盛公司,高盛同时参与了双方的交易,既让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又买入了很多双汇这方的权力,“谁知道他(高盛)赚了多少钱,这种交易,肯定又是华尔街上的人把这钱卷走了”,理查德.弗里曼笑谈到。
发展旅游帮助贫困人口
2012年,四川省的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第八位,但是在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如何破解这个困局?在此次研讨会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为四川出谋划策。
巧合的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的太太就是成都人,他对四川还有一定了解。他说,去年和太太远足的过程发现,四川有很多地区有很好的风景资源,但当地的居民却并没有因此受益。要解决这样一群人的贫困问题,有什么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地区很有潜力,可以建设成旅游风景区,“但前提是要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在基础设施的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就可以不用外出务工,在本地就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我在旅游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的国外游人很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提到,反而是海外旅游市场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是否可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把消费的力量吸引回来?”
詹姆斯·莫里斯则谈到,要解决贫困人口问题,需要重点考虑的是更好的教育覆盖、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金。“想要改善一些地区的教育和医疗的质量,需要引进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比如好的老师、医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行医、教书。
人才是四川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观点与詹姆斯·莫里斯十分相似。他明确的指出,人才是四川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不管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条件下,找准自己的优势来发展”,因此,利用四川优势的农业资源跟旅游资源非常重要。但是,经济要发展就一定要逐渐从靠农业、自然资源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上,“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林毅夫表示。
在产业升级、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自身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来加速技术创新,取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这样才能赶上发达地区。不过,他也指出,要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才会有好的价格体系,“才能真正反映这个地区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但其实,追根究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林毅夫表示,不管是发挥优势产业还是克服过程中的障碍,一定是要人来做的。“我对四川的教育支持感到非常敬佩”,他认为,这才是四川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城镇化还不成熟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带来了关于我国城镇化缺口问题的主题演讲,丁任重认为,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不成熟的城镇化,存在较多问题与缺口。据丁任重介绍,从1979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平稳发展和加速发展两个阶段,城镇化率从18%增长了51%,但仍尚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存在较多隐患。丁任重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城镇化迈入工业化、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公共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慢于人口城镇化等几大隐患,人均学校数量、图书馆数量、道路长度、绿化面积等的增长速度都无法跟上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这些隐患均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不成熟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缺口。”
如何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缺陷,丁任重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要弥补这些缺陷,首先要进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和土地都自由的流动;其次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完善城市体系,大中小城市并举;第三要弥补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滞后;最终通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避免城镇的空虚化。”
【专访林毅夫】
林毅夫:贸易保护是双输的政策
论坛间隙,林毅夫教授就当前的国内外经济热点问题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专访。
记者:之前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发展很有信心,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但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仅设在了7.5%。请问 您认为这两个预测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林毅夫:潜力和实现肯定会有差距。我们要先看到潜力有多大,我们尽量去接近,如果中央定7.5%,那么四川总要定到8%吧。如果中央定到8%,那么四川或者其他省市的目标岂不是要超过潜力?所以中央定的目标相对会比较保守,留有余地,这样才能让地方的目标定的更为合理。
记者:目前我国正在转变经济方式,从外贸投资转向消费,目前来说外贸提升的困难比较大,消费提高也很难。您以前提过,觉得当前还是得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潜力更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林毅夫:我国经济有三辆马车: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出口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所以出口市场增长相对困难。2012年我们出口增长率7.6%,但我们1979年-2011年都是17%,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所以依靠出口这辆马车,就跑不快了。那么投资和消费,哪个作为动力更好呢?国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应该考虑消费,但我认为经济动力是投资,消费是结果。因为,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劳动和水平的提高。那么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载体是投资,劳动力水平高了收入才会增加,才会支撑消费的增加,并支撑下一轮的投资。只有这样我们内需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记者:最近欧洲在贸易保护方面对我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国应该打贸易价格战么?
林毅夫:由于西方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失业率比较高,难免走入贸易保护主义。但我们知道当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们有三点共识:1、解救自己国家的金融机构;2、实行积极的政策,提供需求,加强社会保障,维持经济稳定,快速走出经济快速下滑;3、不管国内失业率多高,都要坚持自由贸易。因为贸易保护表面上看起来可以保护自己,但实际上贸易伙伴对你的出口需求也会减少,是双输的政策。所以我们要解释清楚,据理力争,我相信我们光伏产业的案子在欧盟是不会通过的。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也可以对他们进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