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宏观之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大关键词

每经记者 赵笛 李映泉 任世磊 郎晓俊

2012年底召开的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颇引人关注，作为定调和指导来年经济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传达的精神值得市场重视和品味。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年度投资特刊》特选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大关键词，通过对学者、专家的采访，让专家解读未来的政策方向，给2013年的投资提供参考。

基调

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给来年的经济政策定一个基调。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基调往往与当年经济形势所面临的问题大有关系。同样，新基调的出炉，往往又会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出台奠定更多基础。

比如2009年为2010年确定的主题是“从保增长到促转变”，这表明经济增长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正是有了2009年末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认识，才有了2010年一连串具体政策的出台，比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七大新兴产业规划的提出等。

再比如2011年中期欧债危机加剧，当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上升”，并提出“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2012年中期，居高不下的通胀终于拐头向下了。

如今，2012年为2013年确定的基调之一是“扩大内需”，其背景在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同时海外需求疲软，因此依靠大规模投资以及大量出口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现状必须改变。正是在此基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城镇化建设等内容，这也是“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的主要方向。

宏观政策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定位往往能够影响来年股市的牛熊。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表述上看，如果将偏向积极的变化理解为“正号”，将偏向消极的变化理解为“负号”，那么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前者上涨的几率更大，后者则多半下跌。当然，以此作出判断的时候，也要衡量当时的估值水平。

比如2007年定调2008年时，财政政策维持为“稳健”，货币政策从“稳健”转至“从紧”，沪深300估值也从32.5倍升至44.42倍，两个“负号”导致次年股市下跌65.39%；而当2008年定调2009年时，财政政策从“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估值从44.42倍降至15.51倍，出现三个“正号”，次年股市上涨79.98%。如今，2012年定调2013年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大致可以理解为“一正一负”。仅仅以此来看，2013年的股市不会有想象中的大牛市。不过，与2011年、2012年的“一正一负”相比，2013年的“一正一负”有两个积极的背景：一是市场估值很低，二是货币政策或“稳中偏积极”。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底，上证指数市盈率为15.45倍，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为14.34倍，中小板市盈率为45.78倍；而截至2012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市盈率为10.62倍，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为9.95倍，中小板市盈率为27.79倍。显然，2012年底的市盈率水平很低，这为2013年的反弹奠定了基础。

此外，虽然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但实际情况或比“稳健”更为积极。

星石投资总裁杨玲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配合城镇化这条投资主线的货币政策会在明年中性偏松，或者说相对宽松。这种宽松总体不一定会表现为不断地降息、降准，而在于社会的广谱利率水平。因为除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之外，现在融资体系发生改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直接融资这块利率现在很高，到明年会下降。

显然，若稳健的货币政策透露出“积极”，“双正号”的宏观政策将对2013年的股市构成利好。

重质重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提及经济增长的措辞上，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较往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快”字的消失。过去的中央经济会议中，“快”一向是经济增长固定的前缀，无论是“又好又快”还是“平稳较快”，“快”的基调总是不变的。而本次会议中，“快”字消失，“持续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目标。其次，“质量”和“效益”在本次会议中也是首次被置于最醒目的位置。

“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一名经济学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再刻意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实质上代表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于：第一，增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第二，增加人民的实际收入，真正实现藏富于民。而效益则在于对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产业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当然还包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粗放型扩张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并严重受制于高污染、高能耗、重复建设以及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瓶颈。今后的发展将不会再走同样的老路，一定会向更加节能环保、更有利于民生的方向转型。

“实际上，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提高民生。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追求人们的温饱和社会经济的积累，那么新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经济转型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也是相匹配的，人民福利的提高是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评判依据。”

董登新认为，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两点：一是房地产热，十几年间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经历了跨越式的变迁，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观发生了颠覆；二是重工业化，以汽车、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推进，在产能的扩张上已经达到极致，未来中国整个重工业可能面临大量的行业整合，这也是倒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一个契机。

董登新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很可能会适度下移，但只要保证质量，在6%~8%的区间以内都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增长。

减税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而近期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在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要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应收尽收，但要坚决防止收取“过头税”“过头费”。同时要切实厉行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一名财税专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已经连续十多年大幅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这一现象无疑意味着社会财富正不断向国家财政集中。“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超GDP的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长远来看，财政的过度增长显然有很多不利的地方：第一，容易加剧政府的盲目投资与过度开支，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第二，过高的税负会加大企业以及个人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以及人民的消费；第三，人民大众无法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名专家表示，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不仅是民众的迫切期望，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结构性减税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产业政策，对不同的产业进行差异化的征收，有减有增。在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上，我们还应该加大力度。”

此前，财政部宣布下调了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进口奶粉在内的780多种进口商品将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我国的外贸政策发生方向性的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鼓励出口创汇，增厚国家的外汇储备。但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降低进口关税，说明我国将更加注重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时也能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福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某券商宏观策略分析师向记者表示，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符合稳增长的需要，但融资难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融资的门槛高和成本高，这就需要进一步降低融资门槛，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打破银行信贷垄断。在直接融资的选择当中，通过债券融资应当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此外还特别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就目前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常急迫的。”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文建东教授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包涵的方面非常广，譬如收入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多个方面。”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认为，未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推进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二是精简机构、减少审批，减轻政府行政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三是推进财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减税；四是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对百姓关心的收入分配改革，文建东认为，应注重收入结构的两端，要通过某种形式，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而这种调节工作应在收入取得之前和取得之后两方面同时着手。

“为什么要在收入取得前就开始调节？因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不合理，体现在依靠垄断取得，现在急需打破这一垄断，在收入取得前就扼制住不合理的畸高收入来源。”他表示，“而在收入取得后的调节则依赖于税收，通过个人所得税等形式，进行二次分配。”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较2010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宏伟目标。文建东认为，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逼迫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否则可能会大大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引发企业家移民、企业不断转产等恶果。政府自身需要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收入，并将这部分收入还利于民，一方面改善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也能保证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则认为，要想真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最核心的办法还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新兴产业，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最终增厚人民的劳动报酬。

内需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已经出现颓势，消费则被寄予厚望。今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意味着我国内需增长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消费的增长离不开内需的拉动，内需毫无疑问成为影响明年的关键词之一。

城镇化给内需带来的机遇不言而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有统计显示，若未来城镇化率提高速度保持现有水平（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则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至城市。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还存在差距，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其实也是消费观念更新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这必将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

“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更多体现在对消费的拉动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主要体现在部分居民转移到城市居住之后，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增长，这种消费从结构上来讲，更多将偏向中低端消费，因此对于渠道下沉到县市一级的商业来讲获益更大。

东莞证券金融工程与策略分析师潘绍昌对记者表示，“城镇化的建设，必然会带动基础建设的投资规模，同时刺激基建类的投资需求，对带动当地就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助于当地资产价格、商业贸易等方面发展，提升居民购买力，因此对拉动内需有很大帮助。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也将改变。中金公司预计，至2020年，我国消费市场总额将达45万亿元，是日本的两倍、居世界第二；社会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消费上，城镇化将明显拉动食品、服装、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讯等消费。

海通证券分析师高远认为，推进城镇化必然会让当前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将进一步推高服务业占GDP中的占比，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民生相关的财政投入和消费升级将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并催生许多新兴第三产业，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市场需求。

土地

土地流转问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提出，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求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决定赋予了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获取流转收益的权利。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及，要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有分析认为，要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重点是稳定家庭经营收入、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让农民从价格上升、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扩大农民就业、创业空间，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此外，土地流转势必会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而带动农业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向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农忙季节缺人手、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的现象，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求更加紧迫，而这都离不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数据显示，过去10年，我国农业机械快速增长，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201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8%，比200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城镇化的推进与农业机械化也有联系。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城镇化率在30%~70%时，是农业机械高速发展期；而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51.27%，这意味着我国农业机械正处于高速发展中前期。

光大证券分析师陆洲认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符合农业生产发展趋势，受到国家长期政策的扶持，市场前景广阔。

城市

在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作为影响明年的关键词当之无愧。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及的城镇化，被很多研究誉为“新型城镇化”，其新意就在于未来的城镇化进展，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而是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的发展普遍面临资源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是建设美丽、环保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 “美丽中国”。作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我国未来5~10年大力推进的发展战略，用以协调人口与经济、资源与环境、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城市集群发展等多方面的关系。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海旭认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给、排水和固废处理设施建设、土壤修复及危弃处置成为各级政府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将对新型城镇化形成重要支撑，也是拉动投资的有效手段，更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并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美好的城市除了美丽的环境外，还意味着居民的健康及生活的便利。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医药、医疗、环保等领域同样面临机遇。

城镇化还有望使县级医院迎来发展。国泰君安分析师李秋实认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引领新一轮的向上周期兴起时，覆盖我国70%人口的县级医院有望迎来历史机遇。也有券商分析师指出，对于中国医疗服务业，深度城镇化匹配政策将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上提供增量；尤其在供给方面，社会资本提供的医疗服务供给增量，将大幅缓解医疗服务业的供需矛盾，在政策环境趋暖以及公立医院改制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民营医院发展的黄金期或已来临。

“城镇化对整个医药行业的影响肯定有，而且是正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至于具体影响，则对每个细分行业不一样”。

结构调整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并且是“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的更高要求。这意味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已经形成了明确可行的实施路径。其中，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成为工作重点。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问题。”湖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周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在于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提高我国企业、产业和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工作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

周伟认为，国内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是原料、销售在国外，加工生产在国内的“两头在外”的产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光伏产业。

“光伏产业代表了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面对当前困境，如果企业把精力放在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上，增加研发投入、推进产业重组、降低发电成本，同时积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在出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消费国当地生产以缓解过剩压力，同时政府部门应出台包括支持消费方面的扶持政策。那么经过一段困难时期，这个产业可能迎来一个升级的契机。”周伟说。

就在1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5条政策措施。某券商新能源分析师认为，“管理层对国内光伏已经从过去的以刺激需求救市的政策基调切换到协调、指引和帮助产业加速优胜劣汰、调节产能过剩的政策方向上来。未来光伏行业将走入实质性的产能收缩期，有望迎来行业底部的基本确立。”

除了光伏产业，钢铁、水泥等产业产能过剩的矛盾也日益严重。“2012年我国共下达了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一方面是以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控制和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严格按照规范淘汰落后产能，为先进产能腾出市场空间。”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研究员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房地产

“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市场，只有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但所透露出的调控决心却“力透纸背”。在年末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暖冬”现象、城镇化建设带来房地产乐观预期的背景下，这一定调或预示着更加严厉的调控即将到来。

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部分重点城市房价存在反弹的风险。楼市“暖冬”也反映出，由于开发商对调控政策的适应，调控政策对抑制市场的“边际效应”有所减弱。此外，部分业内人士也担心开发商会把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作为房价上涨的理由。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研究员认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仅有一句话，但结合整个会议来看，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重要地位：“首先，会议中提到了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意图就是改变经济发展的‘房地产化’，让地方财政不再依赖与房地产业，让产业结构更合理、更健康；其次，还提出了‘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表明国家及相关部门将鼓励更多的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分流流入房地产的资金。”

一位业内研究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续反弹，土地市场也加快复苏，一旦有迹象表明，土地市场重回两年前的复苏情形，有关部门可能会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再度收紧楼市，确保调控效果持续见效。

而对于普遍认为将对调控起到关键作用的房产税和保障房，该人士认为，保障房虽将改变现有住房结构，但是资金来源、分配与流转中的种种环节还需要进行合理完善的规划和论证。而房产税同样作用有限，一方面房产税收入水平低，无法平衡土地财政的差距；另一方面，房产税也未必能给纳税人增加具有控制作用的持有负担。

同样，刘研究员也认为，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加大，“可能不再将重点放在限购这样的行政化手段上，而是更多偏向市场化的手段，例如加强供给来应对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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