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约束力——漫谈欧美的金融监管（三）

文/陈思进

上篇写道，一个企业意欲在一级市场向公众发行证券，筹集数十亿美元资金，证券发行人必须如实提供公司的所有信息，以便投资人决定是否投资，其利益由“1933年证券法”来保护。一旦公司成了上市公司，持有该公司证券的投资人的利益，就由“1934年证券交易法”来保护了。

我们最容易理解“1934证券交易法”的一个领域，就是物理概念上进行证券交易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购买和出售证券。美国比较知名的证券交易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辛辛那提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以及太平洋证券交易所。这些地方就是人们俗称的“二级证券市场”。

在二级证券市场上，交易商、经纪商或专家作为中间商，通过代理投资人购买和出售证券，他们为了利益相互竞争。专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和价格的连续性，使人们能很容易地取得证券或出售证券投资组合。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赢利或亏损的交易，高达数万亿美元。因此，专家在证券交易所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然而当证券在二级市场挂牌交易之前，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证券发行人首先必须注册证券的类别（如股票、债券、票据等），直至证券发行人申请注销为止。法律规定：证券发行人只要是在“1933年证券法”的框架下注册发行了证券，公司资产又超过1000万美元，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就必须每年定期向股东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开重要的公司信息。

这些信息必须披露在年报（10-K）中，包括通过审计的会计报表、公司运营状况、公司高管和证券发行的情况。而管理高层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尤其重要，特别是高管的名字、职务、薪资和股票期权等信息，必须详细地写清楚。

不过在季报（10-Q）中，就只要求总结性的、未经审计的营业报表及未经审计的资本金额和股本报告。但是如果公司发生了重大事件，则必须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发布月报（8-K），将重大事件陈述清楚。这类事件通常包括：改变的证券数额、收购或出售资产、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和资产重估等。

为了防止证券交易中欺诈、欺骗、操纵等不法行为，以及对这类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国会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对从事不法行为的人施加了法律责任的规定。为此，公司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向SEC递交交易记录，公开他们的股票数额。如果这些人在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获得了收益，即被称为短期变动收益（Short Swing Profits），是典型的内线交易违法行为。

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内线呢？严格来说，公司内线层包括高级职员、会计师、律师和持股超过10%的股东，这些人的名字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框架下，都是登记在册的。

华尔街发生过一起内线交易案，充满了谍战片的色彩。2001年，年仅36岁的古登伯格（Mitchel Guttenberg）任职于瑞士银行的证券部，并身兼执行主管和机构客户经理，是瑞士银行投资审议委员会成员。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十一点整，瑞士银行投资审议委员会的审议分析师，都要把评估后的股票升降级推荐信息发布给投资者，以便他们做出“买入”、“卖出”或“持有”的参考。与众多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分析推荐一样，瑞士银行的升降级建议，被投资者密切关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价的走向。瑞士银行内部有80个人能在开会之前看到评级推荐信息，古登伯格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古登伯格欠了好友富兰克林（Eric Franklin）25000美元。因为富兰克林掌管着贝尔斯登公司旗下的一只对冲基金，肩负快达资本对冲基金的证券经理，于是古登伯格想出了一个不花分毫，就能还清债务的办法。

他们两人约定，古登柏格将瑞士银行的股票评级信息提前透露给富兰克林，后者则提前在市场上操作买卖，盈利两个人分成，古登伯格赚取的部分，将用来偿还富兰克林的25000美元。古登伯格不可谓不知法，这从他与富兰克林之间充满了“007”色彩的联络方式中，便可见一斑。从古登伯格知晓瑞士银行的股评到正式发布，中间只有一天时间；也就是说，从透露消息到交易完成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根据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的起诉书记载，古登伯格和富兰克林为此专门购买了抛弃式手机，还编出一套联络暗号，靠发送短信来传递消息，安排见面和支付现金的时间与地点。这样的交易一发不可收拾，次数越多，牵涉面越广，金额也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这起内幕交易被称作“瑞士银行阴谋案”。

由于华尔街是金钱世界，人性中的贪婪一面，往往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使得多年来内线交易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