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强、姜晖、范剑平、连平、叶檀激辩
每经网9月27日讯 每经记者 夏冰 发自上海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步由10%的高速增长阶段降到中速增长的阶段，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低于8%，更为多年所罕见。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尤其目前在全球债务危机和中国本身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出路更是全国乃至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
日前，一场主题为“中国经济：永别二位数增长时代?”的研讨会在“第二届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对话暨金融家俱乐部2012年度论坛”上激烈碰撞。《每日经济新闻》获悉，在本次圆桌对话现场，学术嘉宾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教授、上海财经大学EMBA中心主任姜晖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教授、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著名财经专栏作家、财经评论家叶檀分别针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金融改革、房价博弈等热门经济话题分享各自最新观点。
中国经济：永别二位数增长时代？
GDP破八，究竟是短暂的减速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时间告别二位数增长时代？对此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EMBA中心主任姜晖抛砖引玉指出，“一定要注意区分经济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经济主要看需求，长期的经济主要看供给。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为：基础设施建设、资本积累、制度改革和创新机制建立。在前两个方面，我们做得还可以，但是在后两个方面做得很不够，最近几年甚至出现了倒退。”
此番恰逢美联储公布美国第三次量化宽松推出QE3之际，即美国每个月都有400亿美元购买各种债券的计划，上不封顶。QE3的推出对全球危机演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利弊如何匹配？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直指，这意味着美元的释放。“由于美国此前的QE1、QE2引起了欧美债务危机，人们便开始担心QE3的出现是否会再次使得国际债务危机变得更加恶化。欧洲债务危机是比较难以解决的，原因是长期的，具有难以克服性。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政府逐渐从拯救金融危机中退出，从海外战争退出，债务会逐渐减轻。
“于美国而言推出QE3政策是好的，时机上把握蛮好的，但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潜在的挑战和压力，将会使中国经济调整期延长。当前，我国经济还无法摆脱依赖出口或出口导向型运作的惯性，人民币升值问题便成了影响我国经济的关键所在。”戴国强如是指出。
而在谈及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永别”两位数增长的原因时，财经评论家叶檀表示，目前的经济环境对企业而言无疑是“温水煮青蛙”。按揭、融资、租赁成为致命伤。生产价格逐步下降，未来预期模糊，企业急需大规模投资，否则情况会愈加深化。而目前一些出口型企业已出现现金流问题，若再次蔓延，可能会导致整个资金链断裂。“种种迹象表明，企业去库存化远未结束。很多企业受此影响，规模也被迫连降一半。在此情况下，出口企业若想屹立不倒，要么有特色，要么信市场，追寻成本的降低。”
“十年中期预测，我看到了‘永别’二位数增长时代的到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开放。改革及开放过程讲起来容易，但阻力很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谈到改革的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打破垄断，把投资机会公平的向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开放。作为政府来讲，松绑国有企业，让民营和外资企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充分的提高效率。二、政府带头，减税减费。精简公务员队伍，不做不必要的事，降低税负，使我们的企业和居民休养生息。这样中国经济实现至少7.5%的增长还是大有希望的。
叶檀强调，在谈及“永别”二位数增长时，未来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改革，而改革的成效完全取决于政府改革的态度。
针对“改革”问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谈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质量。“我们要提倡的是集约化和内涵式的经济增长。要实现这样的增长主要仍靠改革，大力度的改革往往需有严峻的背景才能够强有力的推出。”同时他呼吁，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认真对待深层次的困难，要推出尽可能大力度、涉及到根本问题的改革。
新一轮救市是否2012版四万亿投资？
面对着国际外围市场美联储推出了QE3和中国经济政策面推出了25个轨道交通项目。有的说4万亿2012版又来了，有的说“发改委携手2000点”。对于这是否是新一轮的救市，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他表示，“国家发改委审批这些项目都是一些正常的工作，不存在所谓四万亿2012版。每一次五年规划我们都为筹划很大规模的基建、民生投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最终什么时候审批，什么时候新开工，甚至最后是不是全部都能够干成，这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其中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形势。”
范剑平认为，最近国家发改委密集审批重大项目是因为目前是‘十二五’时期的最佳时间窗口：当前CPI水平有望保持在2%-3%范围内，延续时间可能是一年，这很可能是‘十二五’期间最低的12个月、“在这个阶段密集的批，有短期为了稳增长我们可以加快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考虑‘十二五’规划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现在再不加快审批开工，到2015年末我们很可能就完不成建设任务。所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审批比较密集很重要的原因。”
范剑平指出，这批大规模审批的项目在做前期准备的时候已经过反复论证，前期工作都很扎实，由于这些项目质量较高，所以它对中长期贷款投资的带动作用也会很明显，能加大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
金融体制改革需加快脚步
中国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被列为本次会议的研讨重点。2012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1.02万亿元，而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是5400多亿，如此数据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银行赚钱太容易，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实体经济，却背负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库存压力，喘不过气，举步维艰。究竟我们的金融体制如何改革，才能真正支持实体经济走出低谷呢?
“银行业本身这些年来也做了重大的改革。包括业务流程、风险管控等方面都较2003年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银行业这些年赚到很多钱，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一方面是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速高，其次也由于我国实行在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银行的利差容易扩大。
银行业的改革是金融改革的排头兵，连平指出银行未来的金融改革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个是利率市场化。第二个是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公司债、企业债，尤其是短融和中票最近政策稍微改变之后发展比较快，以后大企业会大量通过市场做融资，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就要更多考虑为其他没有发债能力或者说发债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提供服务。另外在银行准入的体制上面也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放松，应该让民营的资本能够按照相关的监管规定办小型的商业银行，这样整个银行业才会在需求和供应之间很好达成平衡，在结构上也能够达成很好的平衡。
那么，在金融改革过程中究竟该怎样才能为中国民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服务，金融改革怎么才能切实围绕着实体经济服务？
“如果类似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小贷公司允许做成民营银行的话，那么真正的敌人也就来了。”叶檀认为，现在市场上有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联保联贷等想要发展起来，中间的障碍太大，如果说有一种效率非常高，但是由于政府压制，还没有起来的，是像阿里巴巴淘宝这样小贷模式，中间第三方的信用控制是全控制体系，交易全在第三方的掌握之下，还有一个就是钱提前打到第三方。
而范剑平对金融改革也有自己独到见解。他指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建立起社会上相互提供信息，同时又能够查到信息，尤其是对违法者要付出高成本代价的信用体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对金融行业不要以‘维稳’为第一要务。我们在金融政策方面如果松一松，GDP上去一个点，老百姓的收入上去两个点，保证有希望。”
而戴国强教授认为，只有税收体制改革才能更直接的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他指出，财政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支出方面进一步加大，财政结余2万多亿，这个钱可以拿出来让企业能够得到货币供给，使他们有继续增长或者扩大再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财政税收要加快改革。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就提出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因为减税了企业就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从而增加企业的供给。今天经济学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一下。当然财政政策的改革难度会比较大，因为财政政策不像货币政策，希望在明年的“两会”上能够有比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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