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驱逐创新魔咒？

由中国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自2月末发布以来，在国内引起不小反响，至今余波未平。该报告既非有些人眼中关于“国企私有化”的毒药，也难以成为直供中国改革之用的“顶层设计”。社会远远还没有就此形成有效的共识。

其实，对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而言，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比如，最近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决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的魔咒”或“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言之，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我们知道，在一定范围内，“创新”易被强调为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在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突出为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何等重要、从而容易忽视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同样重要的现实语境下。不过，当人们愈加发现，内生动力对经济良性发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终于意识到：体制、机制、法治的创新与进步，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说，又是多么的关键。

目前，中国经济虽未到达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但对沉重转型的东方大国而言，“创新驱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如此，还需对“创新”的含义进行创新的认识。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