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须击中两大“命门”

张海英

国务院新闻办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有关情况。胡祖才表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底线”，由政府负最终责任，将来基本公共服务要跟户口、户籍地逐步分离，基本公共服务要成为群众的基本权益。

尽管这个《规划》的全文在网上搜不到，但从媒体报道和专家解读来看亮点不少。比如，这是我国首次编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规划》首次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基本标准。专家进一步提炼了四个亮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贫富”；明确支出责任，加大政府投入；统一教师待遇，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公办民办并举，鼓励民资参与。

从报道来看，《规划》值得期待。只是，任何事情从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现这个《规划》提出的标准和目标，将会面临不少现实挑战。这是因为，《规划》不仅涉及面宽——44类80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也将会碰到所有改革中最坚硬的部分，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了多年依然成为诸多权利实现的路障；再比如，“地方割据”的利益格局是长期形成的，这么多年来都很难被打破。

表面上看起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的拦路虎是户口、户籍，只要把基本公共服务跟户口、户籍逐步分离就可以。但是，户籍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比如，公共资源的失衡，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城镇化发展与城市承载力的矛盾等。例如，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主要在发展房地产和商业，而不是发展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进程并不匹配。

尽管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看起来很复杂，但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两点，即投入与制度；进一步总结其实就一点，那就是改革的决心。有决心就会开动脑筋寻找改革智慧、扫除改革路障。不过，不管改革决心有多大，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从投入和制度入手。

在投入方面，首先财政投入要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大幅倾斜，而且要凸出重点领域如教育、医疗。这些年舆论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行政支出成本过高，而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普遍不足。举例来说，教育不仅关系到公民受教育权，而且关系到国家未来竞争力。然而，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却推迟了整整12年。

其次是民营资本投入。由于缺少公平的竞争环境，缺少规范化约束，民营资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并不如意。以医疗领域为例，一方面是不少民营医院坑蒙拐骗的负面新闻时常传出，说明缺少监管；另一方面，民营医院陷入债务泥潭甚至不断倒闭的消息经常传出，说明对民营资本支持不够。如果投入始终不到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会“无米下锅”。

在制度方面，首先要遵守现有的国家大法。比如，按照宪法第33条平等原则和第46条受教育权保障以及教育法，流动人口子女在随迁地参加当地高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现实是部门规定和地方规定断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地高考梦。其次是改革现有户籍制度，让公共服务随着人转移，而不是盯着户口。再者，应出台“基本公共服务法”。

“地方割据”的利益格局，既是财政投入不合理的结果，也是制度不执行、不健全的结果。例如，中央财政对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缺少投入，甩给地方，名校必然会不断扩大在当地的招生比例，降低当地招生门槛，影响高考公平。所以，必须要击中制度和投入这两大“命门”，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期待有关方面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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