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铭生：公车改革应让公众参与

惠铭生

6月24日，温州的公车拍卖，被认为这是一次公车改革的 “典范”。但据6月26日的《重庆晨报》报道，该报记者为此详细算了一笔账，结果让公众大跌眼镜。原来，“温州车改”的模式是：拍卖公车，实行“车贴”。“车贴”多少呢？按相关规定，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为300元，且不包括远程租车费用——温州车改补贴之高创下全国各省市之最。

“温州车改”是否是成功模式，我们不妨先用数字说话。该报以温州发改委为例测算：车改前，公车费用为133万元；车改后，发放给职工的车贴总额为162万元，这意味着，车改后将比车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万元。如此高的车贴，车改还不如不改，像这样的车改，怎能逃脱“过度补贴、变相福利”的嫌疑？

其实，类似温州市这种 “自肥”的车改，绝非孤例。比如，杭州车改，市局副厅局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公车，局级官员每月可以领取2600元的车贴；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车改后，书记、区长每年“车补”竟高达7.6万元，而且都是直接发现金……对于这种车改怪象，研究中国车改2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公车改革中，存在“权力部门肯定不让自己吃亏”的现象。他呼吁，我们需要一场补偿性的公车改革，而不是一个收益性的公车改革。

不车改，有人坐享受益，耗费公帑；车改，囊括不菲的车贴，也受益。反正公车改革与否，权力部门都不吃亏。那么，像这样的改革，改与不改有何意义？

有人说，“中国式车改”堪称“世界级难题”，为何？因为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18年来，公车改革声浪越猛，超标超编车越是“高歌猛进”，以一组数据为例，目前我国每年公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各地超编和超标公车已呈泛滥趋势。

但在笔者看来，“中国式车改”，又堪称“世界级玩笑”，为何？因为谁坐车、谁改革，这样的游戏规则根本靠不住。一个既得利益群体，让他们自动放弃长期占据、且习以为常的便宜，谁会轻易割舍呢？制定车改方案的人，都是坐公车的人，他们自然反对公车改革，即便作出车改的姿态，也只能会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像这种车改游戏不改变，即便再过500年，车改还将难以撼动某些人“自利”的本质。

很显然，要让车改容易起来，且顺乎民心民意，敢于给公车改革“大动手术”，唯一的路径就是，让不坐车的人制定“车改”游戏规则。比如，车改方案可由某些社会群体起草，公众广泛参与，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全国各地各机关事业单位执行。唯有如此，我国车改才不会老是挂在空挡上，或是跑偏。

总之，谁坐车谁改革的游戏规则该改改了，否则，既得利益者老是围着自己的利益打转转，即便百姓不烦，自己还不烦吗？起码也应该汗颜不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