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有三大疑问:利率市场化会否增加垄断,增加牌照后会不会增加小贷公司困境,放开民间金融后会不会更趋混乱。
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4月9日在温州表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这是概括性表述,没有指出温州金融改革的未来具体指向。没有人不知道,市场是摸索出来的,不是官员或者监管者指定出来的。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又一次考验。此次改革与上调或者下降存准率等技术手段不同,改的是基本资源配置方法,这是中国金融业的又一次根本改革。目前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中国转型期必须要寻找到相匹配的市场化融资方式。围绕温州金融改革,有三大疑问。
第一,利率市场化会否增加垄断?
有人担心,由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卡住金融市场的咽喉要道,在融资、网点等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放开利率浮动区间,大型金融机构将凭借先发优势加强垄断地位。这样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不放行民间金融,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垄断利益格局,放开民间金融或者利率市场化,垄断溢价竞争将在大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不可能落到中小金融机构的头上。
小贷公司有自身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竞争对象不是大型金融机构,而是同类机构以及以往泛滥于地下的灰色金融。小贷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盈利模式与大中型金融机构不同,他们服务的是当地小微企业,利用的是对当地信用熟悉背景下的成本优势。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的一味上浮,而是根据企业的信用上浮或者下调利率。
中国的金融已经形成严密层级,最上层级是大型金融机构,中间是各地商业银行,下层是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各地商业银行大举扩张,趋向与大型商业银行同质竞争,而小贷公司等面向当地小微企业,目前小贷公司5000亿元左右的融资额是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真实写照,与2011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相比,属九牛一毛。当然,温州完全可以通过产业基金、天使基金等方式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小贷公司并非唯一出路。
第二,增加牌照后会不会增加小贷公司困境?
目前担任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董事长的张化桥先生有此担忧。按照张化桥的理解,中国有2000多个县,4000多个小额贷款公司,意味着平均每个县级单位有2个小额贷款公司。他说,再过两年,中国小额贷款行业很可能会有10万张牌照。“这是很悲哀的。出现了很多很多弱不禁风的,效率很低的阿斗是没有用的,这对行业是致命性的打击。”当小贷公司增多后,竞争激烈了,回报率却差了。回报率差了,大家就会做坏事抄近路去弥补,弥补监管和政策措施导致的回报率下降。因此,市场不需要更多的小贷公司牌照,而是需要更多的市场化政策。
小贷公司身绑数道绳索,在歧视下或走向旁门左道,或者苟延残喘。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小贷公司壮大之后化蛹为蝶的控股权旁落,小贷公司的高额税收,都是政策歧视的产物,而不是竞争带来的结果。小贷公司背负的红字、生存环境恶劣并不是因为竞争者过多,而是被塞进狭小的空间内无法正常生长。无论是票号、钱庄还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民营银行黄金期,竞争激烈从未妨碍金融机构的成长,最后击垮金融业的是实体经济的崩溃、恶性通胀和官商勾结、软弱的政府向外资银行输诚。
第三,放开民间金融后会不会更趋混乱?风险更难控制?
确实有前车之鉴。在2000年前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大讨论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提出,“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民营银行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吗?”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开始对民营资本开放,成立了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最终酿成了巨大风险。此次讨论后,中国走上了以剥离、注资、上市的大中型银行市场化改革路径。
稳定大银行、通过证券市场向大银行输血并不意味着市场化,而意味着风险的转嫁。而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如尼罗河般定期泛滥,一再提醒我们,闭目塞听将民间金融扫地出门并不会减少风险,相反会造成风险不受控制集中爆发。与其实行鸵鸟政策,不如直面现实,将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实现阳光化与规范化发展。
小微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温州的改革会给出答案,可能是完备的股权投资链条,可能是小型金融集散市场,可能是无数小贷公司。总之,不可能是号召或者行政命令下的产物。
金融业要减少管制,实行关键管制,要鼓励民营,让市场说话,围绕温州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疑问,只有通过市场选择,才可能一一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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