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近日,就银行业是否存在“暴利”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笔者不想参与这个争论,想说的是,今天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即使银行业有着丰厚的“利润”,但也冲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根据银监会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0412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36.34%,银行日均利润高达28.5亿元;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占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1.58万亿元净利润的四成以上。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看到中央汇金公司在支持工行、建行和中行等将2011年分红比例继续下调5个百分点的决定。同时,它又在去年10月份,为了给银行业注资,大幅增持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为,居然放出了10万亿元信贷。即使目前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受到了遏制,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资产上的“利差收入”,根本不受经济开始下滑的影响。由此,在困难经济情况下带来的银行巨大利润,就自然和其他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状况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就显得“杯水车薪”了。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抑制银行在盲目的信贷扩张中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改变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现状,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是,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首先要强化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其次,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避免推波助澜或乘人之危的“顺周期”监管方式(繁荣时候放松监管,萧条时候强化监管),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工具;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
这样的安排,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够让我们在优化银行业服务过程中,使改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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