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过来的，孩子

　　陈莉莉/文

　　农村学生考进知名院校的比例越来越少，农村孩子在京城的学校被拆了，农村孩子的零食是一些厂家“特供”的“不合格产品”。那些不合格的零食充斥着农村孩子五彩斑斓、健康快乐的童年，但它们依然被当作生活条件好的标志。农村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最终有一天，他们涌入城市，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工，他们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继而这个社会现象又被很多人讨论，成为话题，他们为了一杯咖啡要比其他同龄人多奋斗很多年，关键是奋斗的前景是不可测的。

　　一、

　　他们从车厢深处走过来，懒散在座位上的乘客要么戴着耳机，要么闭目养神，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那位年长的男人时而点头示意，时而径直走过，走过我跟前的时候，他们开始放松，逐渐嬉戏起来。

　　他们是一对父子，一对流窜在车厢里时而会被广而告之要驱逐的乞丐父子。儿子大概5－6岁，父亲显然很苍老，与人们想象中5－6岁孩子的父亲不一样。儿子胸前挂着一个硬硬的纸板，上面写着“双目失明……”父亲的衣服很旧，儿子的衣服也有漏洞，但都不脏。

　　他们有控制地放松，父亲双手举起儿子，举在胸前，一脸慈爱，儿子发出阵阵笑声。时间很短，对于很多父子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亲密瞬间，父亲好像觉得此时此景不太合适，于是停下，把儿子放下来，开始整理心情，准备从头开始再开始，乞讨。

　　西直门开往西二旗的城铁上，我坐在城铁最开始的车厢最靠前的位置。那里，如果没有人挡住视线，如果我愿意再站起来，可以看到驾驶室里的驾驶员，以前他们面前的屏幕，还有那似乎无限长，看不到终点的轨道。

　　他们再次从我身边走过，要从车头走向车厢深处，从一个有律师事务所标记的信封里，我找了零钱，递给小男孩，他的眼睛看不到，他没有任何接钱的意识，经过父亲的指引，他的那只小手终于捏到了我递过去的钱。父亲教他说，“姐姐”，他说“钱钱”，父亲又教他说“谢谢”，我听到的依稀还是“钱钱”。

　　父亲一直是笑的，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让孩子给任何一个陌生的乘客磕头作揖，他把他一直揽在腿跟前，儿子一直贴着他的腿，在他的两手扶持之下行走，他们没有扩音器，没有歌声，他会一直用眼睛望着你，他的眼神，让你对他产生尊重，他似乎想告诉人们的是，是他在接受你们的钱，而不是他的儿子。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的悲苦，儿子轻轻地笑，发出儿童特有的嗲嗲的声音，父亲亦是殷殷笑意时时揽儿入怀。

　　他注意到了我的信封，问我“你是律师？”我愣了一下，说“不是”。他有点不相信，再问“不是？”我点点头，肯定地说“不是”，然后转过头去。

　　在我的想象里，他可能一直在打官司，可能一直在寻找律师，他认为萍水相逢的陌生乘客会是他苦苦寻找的律师，他认为律师肯定是可以帮他忙的，律师就是正义或者胜利的化身。朋友质疑他们的父子关系，我认为“肯定是”，为什么？只因“慈爱是装不出来的”。

　　他充满希望地问，那个陌生的乘客心虚地回避了。

　　二、

　　刘明，苏北籍男孩，90后。他是他们家里的老二，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如果某个环节不出问题的话，他和他的父母对于他这一代人希望的数量可能仅此而已，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当刘明12岁左右，他的姐姐（1987年出生）14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在做过绝育手术多年以后，有一天发现一贯正常的生理期出现问题，她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能是有点小问题，没想着马上去看，农村人皮实”，待几个月以后，检查说：怀孕了。

　　在农村，当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都十几岁，当自己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多年的情况下，她竟然怀孕了。她要面临的是要么舍弃这个生命，要么是巨额罚款。

　　最终的协商是将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留在老家继续读书，她和她的老公带着行李来到北京谋生，因为“尊重生命”，同时“怀孕也不是我的错，我早已响应政策做了绝育手术”。在北京昌平的一个角落里，他们找到一个偏僻的村落，那里有一处搭起来的简易的房子。他们寻到了老乡，因为知道“城里人喜欢吃卤水豆腐”而做起了豆腐生意，他们生下了那个很意外的孩子，并且在没有措施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又一个意外诞生。

　　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刘明的父母回到原籍把后来意外而生的三个孩子的户口，在花了小部分钱以后“全额报上”，由此，三个意外而来的孩子不再是“黑户”。此时，两个在家里读书的孩子，在姐姐读完高中，刘明读完初中以后，最终没有再读书，他们随父母来到北京，青春的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只是“那个北京的农村还不是我们老家的农村”。

　　几个不再是“黑户”的孩子开始在北京读书，那种很简易的学校。那些学校的师资来自于来北京闯荡的年轻人或者是在地方有过教学经验的人，有的老师有资质，有的没有，“他们很认真”，“正规的学校我们进不去，主要是费用太高”在有卤水豆腐生意的情况之下，他们开了一家水果店，女儿在一家公司做文秘，儿子则主要经营水果店，因为儿子已近结婚的年龄，“去年回家重新翻盖了房子，两层楼房，30多万”老刘说。

　　辗转几年，后来的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三个孩子开始在北京读书。只是有一天，他们的学校被拆了，拆得很突然，老刘和他的孩子一时都慌了。

　　这些年来，老刘说，孩子的教育是他们心头最大的纠结，如果再坚持找学校让孩子在北京读书，在现有教育体制和考试对于户籍制度限制的情况下，将来孩子们还要回到原户籍去参加一系列关乎命运的考试，那种竞争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离家多年，老家没有他们可以支撑孩子更多未来的工作可以做，如果大人依然选择北京，那么，他们的孩子，即成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又是另外一个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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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们依然对教育保持着那种神秘的敬仰，他们不会说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还是认为上大学，即跳了龙门。

　　并不是每个农村出来的农民家的大学生最终会功成名就，并善于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也并不是每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奋斗多年以后，最终能够坦然地喝着咖啡。最终，他们也只能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那一个，是某个大机器里的螺丝钉，他无力统揽全局，也不能改变周边人的命运，他只能叹气一声，然后，转身。

　　周辉是其中之一。

　　周辉，高中时代的佼佼者，他是班里稳定的第一名，校里的前三名，以及市（县级市）里的前五名，他所在的那个省一直是声名在外的高考成绩优秀的省份，出秀才，出状元，很久以前的历史给他的家乡带来了流传后世的优美的声誉。几代为农的家族寄希望于他，认为他必是知名院校的苗子，经常有老师专门到他家对其家人表示，“那是很正常的路子”，那条路，指的是知名院校，薪水高的工作，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没有任何债务负担。

　　2003年，他入读皖北某院校，人力资源专业，一所很多人不知道的学校，他的父亲在他高三最关键的时间患病离世，留下巨额债务，以及“对他一辈子的影响”，有人认为，种种原因之下，他最终没有达到别人预想中的高中。

　　他做过促销员，做过家教，与男同学交知心朋友，与女同学谈恋爱，他度过了一个清贫、劳碌也算丰富多彩的大学时代生活，在他清贫而劳碌大学生活的背后，他的妹妹、他的哥哥在沿海一带打工，妹妹因此不敢经常换工作，为的是给哥哥“有钱寄”，哥哥已婚，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最终能供给弟弟的很少，除了哥哥和妹妹的辛劳以外，周辉一直在贷款。

　　2007年，他毕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他凭着人力资源专业被某知名企业优先录取，最终因为“看不惯太多的东西”愤然辞职。几年后的今天，偶尔回顾几年来的职场生涯，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的周边，他的亲戚朋友，有能帮他指引一条路的人，会告诉他说“你再换一家企业可能也会有此问题”，他想他是不是就不会换工作了？那么他这么几年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奔波了？他说他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摸索，一步一步去走，他说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系统。

　　毕业这几年，与更多他这个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的是，他结了婚，有了孩子，“老婆没有工作，负责带孩子在老家”。曾几何时，他是家族里的骄傲，现在，他和他们村上那些没有读书的同龄人一样，“差不多的生活模式”，独自外面打工，老婆带孩子在农村，而农村因为他读书把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从而没有土地。他一个月5000元左右的薪水，承载了他的生活费，寄往老家的生活费，以及“还要存为了还贷款的钱”，周辉的助学贷款中还有1万多块钱没还清，此贷款一催再催，此前一笔，“是哥哥借其他亲戚的钱还的”。他说，从他当前收入的情况来看，他的收入往往不如与他同龄那些同学当农民工的收入，“他们一天150块钱左右，是在吃住解决的情况以后”。

　　有经济学家说现在是“农民工紧缺，大学生泛滥”，周辉想不过来这个道理，为什么举全家之力读书以后，反而没有农民工值钱了？

　　周辉叔叔家的孩子2011年高考，这一年，这个孩子也没有理想中的高中，但是“即使考再低的分数，也会有录取通知书寄回家，都是一些听都没听过的学校”，周辉对弟弟的想法是，不一定非得上大学。而两岁即没有了父亲的叔叔家的弟弟，“被其母亲要求复读，还是希望能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周辉说“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岂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如果不考进名牌学校，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

　　周辉说他曾经想着有一天，回到家乡，他说，但是，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里，人们不会接受一个农民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以后再回来做农民。他开始困惑，困惑他曾经的大学生活和他孩子的将来。

　　四、

　　也有人拥有春天。

　　比周辉大两岁的同村人入读西安交大，这个名校给他带来的未来是周辉所不能奢望的，据说是同时被沈阳和北京两家科研所录取，最终因为担心“北京的竞争压力太大，不喜欢，也害怕”而选择了沈阳。只是几年后他弃沈阳而北京，只是这时的北京已经与当初想接纳他的时候不一样了，“攒了一百万块钱准备买房子，后来发现北京的房价太贵了，一百万还不够好房子的首付”，据说“他一生气就不买了”。

　　另外一个就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做的是销售，医药代表的传说在他身上演绎，交的女友来自演艺圈，也有城市里殷实家族的女儿，被城市里赋以“凤凰男”的称呼，只是，他还不只是他自己，他还有他在农村的父母和其他亲人。

　　他们而立以后未婚，他们工作在大城市，他们户口在老家，或者是与父母一个户籍，或者是放在某人才交流中心，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一个以户口来接纳他为那个城市人的工作。待他们想真正在那个城市立足，当他考虑到他未来婚姻的质量，生活的质量，以及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他们还要有一个门槛，户口问题的解决。

　　我泱泱大国的首都，外地户籍的学生巨额学费或者赞助费以后，有在北京接受“非突然拆迁范围”内学校的教育机会，但是他们在离知名学府最近的北京接受教育，最终要回到老家那个对他们来说陌生的环境去参加高考。此时，在城市里面做着高薪工作，村里还在流传着当年他们如何高中的辉煌传说时，他们的子女会与在那些农民工的子女一样，一起从繁华的都市回到落寞的农村，那些孩子面对着似乎一样但又不一样的未来。

　　于是，有人抗议，有人呼吁，有人曲线通之，有人高价买相关的证件等，暗流涌动，更多黑色、灰色产业链由此而生，制度和强权开始介入，又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循环场。

　　由此，知名女人杨二车娜姆在她很年轻很勇敢很骄傲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了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家门，说“我要在北京唱歌，我要拥有北京户口”由此户口得以解决的传说，只能在口口相传中，或者更传奇了当时的色彩，或者失去了可能有的纯真。同时，作为另一知名人士，王功权，他的私奔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们隐约看到这个男人私奔背后的非情感因素的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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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人说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她最好的代表作，翻出来看看。结束后，两个印象最深的地方，一是那个刚进入青涩少女时代有着大大眼睛的女孩，最终被从眼睛看不到任何波澜的徐静蕾代替了，即使被喜欢多年的男人姜文从慌乱的街道游行中拉到逼仄的楼梯口，依然看不到眼睛里能有任何的光芒和色彩透射出来。另一是，为了让与那个男人的孩子有更好的生长环境，她开始成为交际花，一次她和孩子以及那个交际中的男人黄觉坐车外出，一帮穷人乞丐孩子围上来，向他们伸出双手说“太太，给点钱吧”，未经世事的小男孩问“妈妈，能把我的零花钱给他们吗？”徐静蕾说，“给不过来的，孩子”。

　　人们接受系统的教育，教育让我们要助人为乐，让我们要像雷锋一样做好事不留名，要像铁人王进喜一样工作努力、废寝忘食，要像很多很多被宣传出来的楷模人物那样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那些教育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是，碰到比自己弱势的群体，如果不伸出援助之手，必生罪恶或者自责感，朋友问，“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需要救助，扶弱，或者让弱者越来越少的职责本为政府理应之事，他们通过一种方式，转嫁到我们个人的身上，个人如何能承担政府的职责？长此以往，将来的社会，真会如他们说的团结、友爱、互助、和谐共处吗？”

　　开始逐渐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于宗教的信仰，因为它们似乎能帮我们阐释很多我们永远无法解释的事，由此，我们也能恪守住无法坚持下去的信念。就如同“老人的话”，“老人的话是最要听的，可惜人们经常要过很久以后，才会明白他们的话是非常对的”。

　　那个长相帅帅的流浪歌手开始唱歌了，闭着眼睛，弹着吉它，表情陶醉，声音磁性且有穿透力，他把头昂起来，他喊着“我想知道天空为何是蓝色的”，旁边的农民工忍不住笑了起来，感到奇怪地喃喃自语“想知道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秀场，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他要表演的！嘘，别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