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的职位，本该是无数白领羡慕的对象，她以这种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背后有着怎样强烈的诱因？一名高级白领光鲜亮丽的套装下面，掩藏着怎样孤独无助的心境？
每经记者 郑佩珊 发自上海
现在距离刘莹过世已经整整4个月了。今年4月21日，这位伦敦金融城中国区的负责人选择在上海南京西路中信泰富广场的地下车库自缢，结束了她33岁的生命。
刘莹的职位，本该是无数白领羡慕的对象，她以这种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背后有着怎样强烈的诱因？一名高级白领光鲜亮丽的套装下面，掩藏着怎样孤独无助的心境？
日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与伦敦金融城总部取得联系，但其相关新闻发言人葛雷格表示对此事不予置评。刘莹离世后，伦敦金融城仅表态给予3万多元抚恤金，刘莹的父母拒绝了。此外，他们还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帮助。
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刘莹父母最终选择了法律渠道解决女儿的赔偿问题。刘莹父母的代理律师刘春雷向记者透露，近期将赴英国对伦敦金融城提起诉讼。
刘莹生前最后18分钟
4月21日这天，刘莹穿了一件灰色风衣出门，她特意告诉父母要去采购一些日用品。在伦敦从事风险投资的英国男友过些天会来上海看她，两个人计划去西安旅行。
下午5点30分左右，刘父打通刘莹的电话，希望陪女儿一起逛街，刘莹对父亲说：“手里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你们先逛一逛。”
这是老人最后一次与女儿通话。当晚8点左右，母亲的电话突然响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对方说是静安区公安分局，希望我们能去一趟。”一个足以毁了一个家庭的噩耗正等着两位老人——刘莹自杀了！
通过录像回放，事件的另一面开始显现。当天下午5点半，刘莹挂断父亲的电话之后，出现在大厦地下三层的车库里，时间是5点37分，并不是下班时间。
“录像里，刘莹一直拿着手机在发短信。”刘父回忆，刘莹在车库里来回徘徊，不停地按着手机，18分钟之后，刘莹走进了车库的消防通道，从镜头里消失了。
她用灰色风衣的腰带系在离地约1.9米的自来水管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人们在刘莹办公桌上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张A4纸，一张写着刘莹的工资卡号及密码，另外一张是其出租房屋的协议。信封外面只有“给父母”三个字。
死因溯源：翻译人员还是总负责人？
要挖掘刘莹的自杀原因，得回到她原本的生活轨迹。
2001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后，刘莹进入汇丰银行总部负责信贷工作，一年后顺利进入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工作。2006年，与美国华尔街齐名的英国伦敦金融城决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刘莹成为该机构在中国的第一名员工。
据父母回忆，刘莹的上班时间总是很长，早晨七八点离开家，往往晚上七八点才能到家。由于英国总部与上海办事处有8个小时的时差，刘莹经常继续在家加班。
刘莹坚持了5年这样的生活。直到今年4月10日，刘莹的生活出现了无法愈合的裂痕，成为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4月9日，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夫人芭芭拉·贝尔组织的“河流都市音乐会”举行，该音乐会是伦敦金融城市长在沪访问期间，英国康桥艺术基金的艺术家的一场舞台表演。据刘母回忆，作为伦敦金融城中国区的负责人，刘莹参与了这个活动。她曾告诉母亲，这个晚会是慈善义演，所以门票应该是免费的，于是她将40张晚会门票赠给在中国长期来往的客户。
4月10日，刘莹陪同伦敦金融城市长迈克·贝尔在杭州访问期间，对方当众严厉批评了刘莹的送票行为，据刘莹及亲友描述，迈克·贝尔认为，音乐会的门票需要花钱购买，意指刘莹假公济私。
迈克·贝尔的批评，显然对刘莹打击不小。“当天她就打电话给我说，‘我闯大祸了，这次损失会导致金融城市长夫人私人利益受损，最终需要市长夫人自行买单，我可能要被开除了’。”刘母回忆，女儿每次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情绪总是很激动，捶胸顿足地大哭。
当晚刘莹就没有入眠，此后很长时间，她一直处于失眠状态。
据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给刘莹看诊的医生回忆，刘莹当时的状态是“目光呆滞，精神很差，反应迟钝，词不达意”。虽然没有物理上的病症，但是建议她去看精神科医生。
事实上，朋友们眼中“阳光、积极、善良”的刘莹2006年从加入伦敦金融城上海办事处以来，就开始服用“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物。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赵医生说，到2009年下半年，因服用此类药物时间过长出现副作用，刘莹被要求停止服药。
然而，长期无法保证休息让刘莹的身体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2010年遭遇一次车祸之后，刘莹被检测出患有脑震荡，医生要求她休息10天，但她仍然转天就奔赴单位。
根据官网信息，伦敦金融城不仅是英国及伦敦市的 “经济心脏”，也是世界金融、商业和经济中心。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职能，就是推广金融城及城内的企业，主要业务是推广和支持整个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金融城的市长，也是伦敦金融城政府的领导人，代表英国政府向世界宣传英国的金融服务并接待来访的各国政要。
刘莹头顶着伦敦金融城中国区负责人以及上海首席代表的 “光环”，手下却仅有一名助理。这两人组成了位于中信泰富广场的伦敦金融城上海办事处，但事无巨细，都需刘莹经手，目前负责该案的鲁志昆律师说，“她每天至少要用英文回复几十封邮件。”除了上海的业务，刘莹还要揽括北京、深圳以及成都等地的业务，“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是经常的，”刘父回忆。除此之外，她还需要经常飞往伦敦总部汇报工作，往往飞回中国以后，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又要开始工作。
除此之外，刘莹的工作中还包括陪同英国和国内政府官员，以及各大金融机构的重要人物。
刘莹的工资是每月2.7万元，由于她与伦敦金融城的劳动合同是通过外服公司来签订的，刘莹每个月还需支付给外服公司5000元服务费。但是，刘莹离去后，直到现在刘莹父母也没弄清楚女儿签的是哪家外服公司，金融城方面也拒绝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从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刘莹在伦敦金融城中间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翻译、陪同（人员），而不是中国区总负责人。”负责该案调查的鲁志昆律师对记者说。
身后事：伦敦金融城欲撇清关系
刘莹辞世之后，伦敦金融城方面一开始派遣负责北京业务的代表参加追悼会，由于该代表当时职位低于刘莹，刘莹亲友对此一致反对。此后，经双方协商，金融城方面最终派遣其国际事物总监申思特到上海进行吊唁，刘莹的追悼会也因此拖到4月28号才举行。
申思特同时向刘莹父母提供了来自于金融城方面的抚恤方案——支付一次性丧葬补助金33713元人民币，并对于家属提供29.7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而且，申思特表示，后一项补助需要刘莹父母在6月28日前给予书面回复，否则自动失效。
“我们连刘莹辞世事情的始末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可能去签这个协议？”刘父说。截至目前，金融城方面始终未表示会对刘莹的自杀进行配合调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刘莹父母处获得的一封来自于金融城代理律师的回函显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莹的自杀是与工作相关的死亡，也没有证据证明伦敦金融城对于此事有任何责任。”
“刘莹的非正常死亡可以适用英格兰法律，”刘莹父母的代理律师刘春雷指出，刘莹为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员工，应当以英国法律处理该案。
然而，金融城的律师函中指出，刘莹是上海外服根据中国法律聘请的员工并派遣至伦敦金融城担任首席代表，所以此次纠纷并不适用于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
“以英国的雇主理论来看，可以通过合同条款，雇主对于雇员控制的程度，雇主提供工作的义务以及假日工资、病假、通知、费用和支出等十二项标准，采用复合标准来衡量和判定此案。”刘春雷补充道。
如今看来，是否适用英格兰法律，将决定对于刘莹事件的赔偿金额。刘春雷说，如果以中国国内法律赔偿制度来判，刘莹父母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但依照英国法律制度赔偿，此类相关案件最高的赔偿金额曾达到上千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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