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不恨晚

　　宋思艰/ 文

　　爷爷离开我快三年了，但我感觉每天想到他的次数比想到任何人都更多，因为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23年。人的一生，有几个23年？

　　转眼间“七月半”快到了，它又被称为“中元节”，我想这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时刻吧，因此再度强烈地回忆起他来。

　　该怎么去描述他的一生呢，既平淡也坎坷？又如何去形容他的性格呢，讲义气又倔强？想来想去，还是写写他的流水帐吧。

　　从军的时光

　　他从小生活在成都附近农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据他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是有点“悬壶济世”精神而非只知道赚钱的医生，因此收到过病人送的一个匾额：惜不为相。有一次，曾祖父的邻居得了霍乱，邻居的家人来敲门，希望他去诊治，这时曾祖母死活不肯让他出去，但他还是去了，结果是：把别人的病治好了，但自己染上了霍乱，去世了。那时，爷爷只有7岁。爷爷给我讲，当时他听说只要咬住曾祖父的脚趾就可以留住性命，因此他还曾后悔当时没有咬紧了。

　　曾祖父去世了，曾祖母就一直守寡抚养爷爷成人，并且终身未再嫁，这一点是爷爷一直感念不忘的。爷爷小时就显得活跃、调皮也有主见吧，冬天会下河叉鱼、夏天哪怕挨打也要去河里游泳。他15岁那年，决定一个人上成都去读高中。当时“双十”阅兵观礼，会邀请各学校代表，他也受邀观礼，他看见那军容壮大、炮车隆隆，热血沸腾，于是决定报考黄埔军校。1941年，他考入黄埔军校17期1总队。他考军校的初衷是为了在抗日战场上杀敌，可惜的是，他毕业后被分配到20军司令部任职，因此没能亲上战场杀敌。他将此视为一生憾事，但后来别人问及时，他从不避讳这一点。作为孙儿，我很钦佩这种诚实。

　　1949年，他随部队在成都金堂起义了。据他讲，起义时，接管干部来讲话，有些人不服气，说：要不然我们再打一场试试？因为他们的部队败绩很少。爷爷本来被留在解放军任团参谋，但毕竟是“曹营”过来的人，他当时可能 是受不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另眼相看”吧，最后自己主动离职了。

　　他很少给我讲过去的历史，更很少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我曾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29岁就是中校，那么39岁、49岁该是什么呢？”

　　挖煤的时光

　　他离开部队后，在重庆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下苦力做挑夫。他应该是很好强的人吧，哪怕是绑一块石头他也会仔细研究出一种捆得最结实的方案。后来，他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知识分子考试，当上了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期间，将一个几任班主任都没有治理好的后进班，变成了地区先进班级，当时报社要来采访他，结果他被调到其它学校去了，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在重庆澄江镇嘉陵地区被认为是发现了大煤田，当时什么都讲小而全、配套，他们这些老师自然也有用途，他也报名去了。但后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会由老师变成了井下的煤矿工人？我曾追问过他，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反问了我一句：“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那个煤矿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这我后面会讲到。虽然他自认没有前途，但实际上，他表现得和其它矿工非常不同，别人下了班由于太累，也许就呼呼大睡了，但他会认真看书、拉二胡、拉手风琴和小提琴。他说，解放前，每当新出一首歌，他都是会唱的。多年以后，他在参加一个活动时，还和一位老上海聊到了以前的流行歌曲，提到白光，他们共同唱起了“鼻音歌后”白光的歌《相见不恨晚》。他当时回家之后，也给我描述了这个细节，还即兴给我唱了一句，那“相见不恨晚”的发音是很俏皮的。

　　但别以为他就是个文化人了，有个矿工曾经很看他不顺眼，多有讽刺，有一次，他们都在铁轨上推煤车，矿工在前，爷爷在后。当时太阳暴晒，体力消耗都很大，前面的矿工速度慢了下来，而这时爷爷却快速推着车，不断去顶前面的人。那矿工有些不满，问爷爷干嘛那么快，爷爷回答：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能慢？

　　带小孩和当编辑的时光

　　我在3岁时，被父亲送到了煤矿爷爷那里，那时他已退休了。矿上的领导看到我父亲把我送去，就说：怎么能让一个退休的男同志来带孩子呢？爷爷却说，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带我的。我对3岁时的记忆比较模糊，但对当时和爷爷的印象却不曾忘记。我被带到煤矿后，大人们谈话，我就到处乱跑，后来藏在一家人的厨房门背后。爷爷来找我，想拉我出来，我却野性大发、朝他乱吐唾沫，他也不以为意。最后，我父亲离开了，爷爷连续几天带着我去看田里的耕牛，那时很小，没见过牛，所以看着看着就慢慢安静了下来。他为了消除我的陌生感，牵着我的小手带我逛街，结果我很顽劣，把别人做美发的罩子掀起来，或者路过水果摊一只手横扫过去，水果落地，他都代我道了歉。

　　不过安静下来了，日子也就不是那么好过了，他开始要求我：吃饭时必须首先吃蔬菜而不能先吃肉。我当时吃蔬菜吃得想吐，但吐了之后也还是要继续吃。随着我渐渐成长，规矩就更多了：白天不准躺在床上、烧水要把水壶放于灶具正中。更让我恐惧的是，他从唐诗、宋诗当中选出一些，重新手抄过，剪辑成小本，平时让我每天早上朗读，而且还必须读得“音琅琅然”--这是袁枚《祭妹文》里的话，他很欣赏。那时经常停电，一停电他就让我背诵他的“手抄本”，背不上来会挨打，所以，我对停电抱有一种特殊的恐惧。

　　他带着我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由于和婆婆（我把父亲的妈妈叫做婆婆）关系不好，一直不愿意回成都，就不定期地在他的朋友家住。他曾很得意地说：苏秦曾有六国相印，而我有“五管键”--意思是五家人的钥匙。这些朋友因为信任他，所以把自家的钥匙也给了他一把，没把他当外人。

　　不过，人毕竟越老越希望有家的温暖吧，他还是回到了成都。那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分支机构，他就进去当了会刊的编辑，一干就是10年。说起来我还当过他的小助手，他校对过的文字总是要我再看一遍，然后他再继续校对。我看多了自然就烦，问他为什么要让我看，他说是对我的锻炼。更要命的是，那时书报杂志主要还是铅字印刷，出了错不容易改。他让人把两千多本会刊从印刷厂拉到单位，然后带上我，让我将每本杂志有错的地方翻出来，然后他用铅字蘸上印泥，盖到错字上。他要盖两千多次，我也就要翻两千多次。

　　最后的时光

　　爷爷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很好，长期不吃药不检查身体，结果，2006年，他终于不能忍受病痛，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他被确诊为皮肤汗腺癌。我一直忍着没有告诉他，但后来当我想要劝他接受一些手术治疗，他觉得是小毛病不同意时，我急不择言，说出癌症二字，看着他惊讶的眼神，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关系都不太好，是因为当年的严厉教育之故吧，甚至他曾为了儿子一定要抽烟之类事情，就说出要“断绝父子关系”。因此他住院时，我问他是否通知我在外地的父亲和我的幺爸，他拒绝了。但最后我还是通知了他们，当幺爸来看他时，他却紧握住幺爸的手不放，说：“我的儿子终于来看我了。”那时我很内疚，也更明白了：无论多么坚强的人，都是需要亲情温暖的。

　　他还是走了。他以前每年都会带我回到曾祖母的墓地扫墓。在他病中也没忘记让我代他回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牵了很多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在他臂弯里睡着了，他宁愿自己手被压麻了也不吵醒我。谢谢那双给我遮风挡雨和细心培育的手，“相见不恨晚”，我珍惜和他这辈子做亲人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