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两个问题讨论的价值有限。在笔者看来，普查数据可信，有小的误差也应该在正常范围内。至于人口政策如何调整，胡锦涛总书记已经提出六点明确要求。而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决策层已经注意到了。因此，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公共服务是否跟上了人口变化。
笔者注意到，这10年来，中国人口有五大变化：一是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有所缓解，总人口性别比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到105.20；二是老龄化进程加快，60岁以上人口占13.26%；三是城镇化带来城市人口增长，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49.68%；四是从区域分布看，东部人口占常住人口37.98%；五是流动人口大幅增加，现有流动人口26139万人，10年间增长逾80%。
对于这些变化，公共服务是否都跟上了？值得问一问。比如，法律早已明令禁止实行胎儿性别测定，但现实中仍存在性别鉴定，堕胎现象依然严重，女婴生存权被剥夺不是个例。再比如，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解决养老问题一是靠社保，二是靠子女。然而，很多地方社保是连年亏空的，“空巢老人”不断增多则充分说明子女养老不太可靠。
如果问这10年来人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显然，是人口的流动现象。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西部人口向东南部流动。遗憾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没有完全跟上人口流动的变化，不仅外来人口在城市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而且还要在某些特殊时期被城市以各种理由清理出去；而留守于农村的人口——老人、妇女、儿童同样缺少公共服务。
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比如，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但现有的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流动人口的需要。无论是子女上学，还是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没有创造出公平的环境，所以北京才有上万名外地孩子的父母联名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权，户籍的不同同样导致住房保障待遇不同。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第二号公报显示，河南省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然而，现在广东是全国常住人口最多的省，类似于这样的人口变化，对于广东的公共服务而言就是挑战。就拿每年春节前后返乡返城的“摩托车大军”来说，就是公共服务不完善的体现——有多少人愿意冒着风雪长途跋涉呢？如果有完善的交通、合理的票价，谁还会骑着摩托车奔波？当然，让广东一个地方承担人口转移的压力，也不合理。
因此，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如何紧跟人口变化，首先从国家层面上需要科学设计和制度安排，比如，加快户籍改革的步伐，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统筹城乡发展；其次，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在制定人口、教育、住房等政策时，不要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我们要意识到，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人才与劳动力的流动，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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