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央企负责人代表5日在参加网络访谈时，就饱受关注的“央企高管薪酬”话题做出了回应。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表示，中国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绝对是低得多。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的，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
邓崎琳先生的言论清晰表明，央企在给高管们划定薪酬时面临着“两难”。但邓崎琳先生在权衡薪酬高低时，却选错了比照对象。
为强调自己薪酬水平“低得不合理”，邓崎琳先生选择了美国的高管们作为比较的对象。这可能会误导公众，因为美国高管薪酬只是个特例，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中也不具有代表性。有数据显示，平均而言，美国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高达200多倍，最有代表性的高管薪酬，则是华尔街金融高管们。然而，即便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其高管的天价年薪也受到多方诟病。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金融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引起了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普通百姓的不满，美国总统甚至直接下令限制部分得到政府救助的企业高管薪酬。而且，其他发达国家均没有美国这样高比例的薪水失衡，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差距在25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薪酬包含了固定工资和福利、长期激励等在内的总薪酬，更不必提这些发达国家数十倍于我们国内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了。
对于我们的央企高管来说，更合适比较的对象应该是企业员工收入水平，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性人均收入水准。如果按照2010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6万元计算，邓崎琳先生的收入是1.6万元的25倍左右。如果加上央企高管的种种隐形收入与职务消费，这样比较起来，邓崎琳先生的收入水平算低么？
众所周知，央企在经营过程中，融资、开拓市场、并购等都会得到政策的扶持。而且，央企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这一业绩到底是靠政府补贴而来，还是管理层治理有方，这个也存在疑问。最近有报道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参与调研的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多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利润高速增长，与享受的各种优惠补贴有关。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少计算或者少缴纳成本总额加上补贴，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万亿元，地租3万多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总计是6万多亿元，这一数字远远大于4万多亿元的企业利润总额。邓崎琳先生能就这些数据回答武钢集团能取得较好收益，是靠高管经营有方还是政策扶持吗？
在国企非市场化运行，在与民企竞争过程中享受种种偏向性政策支持的时候，邓崎琳先生所期望的国企高管薪酬 “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高管高薪”还为时尚早。有一个问题邓崎琳先生不容回避——在要求薪水市场化和国际化时，你所服务的企业是市场化、是国际化经营的吗？全国的国企一日不摆脱对政府政策支持的依赖，一日不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高管们的“身价”就一日无法合理化市场定价。因此，想要高管薪酬市场化，先要国企市场化运行。
国企改革非一日之功，就那些有能力的国企高管而言，要想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在外部标准难以衡量高管对企业盈利贡献大小的情况下，企业高管本人应该更加了解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汗水，邓崎琳先生或许觉得自己对武钢的贡献远远超出他所得到的报酬，这也实属正常。如果邓崎琳先生觉得自己应该取得更大的回报，不妨跳出武钢集团，到市场化运营的民营企业中搏杀。市场化企业，给市场化薪酬，大家还有什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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