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给大小非减持减税是权贵勾结自肥

黄湘源

        某些地区给大小非减持减税，是权贵勾结互济自肥的典型一例。

        早在200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闭市时，国务院就批复了对大小非减持征税的方案：从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20%的个税。为的就是堵住长期以来法人股借道自然人股东逃税的灰色通道。

        不过，这个给2010年股市带来了第一缕春风的所谓重大利好，为什么没有给2010年的股市带来持续稳定上涨的局面？近期发生在某些地方的对大小非减持的减税，或将有助于我们跳出政策市思维定势的形式逻辑，去弄明白其中的真实道理。

        其实，对大小非征税政策本身并不能减少大小非和限售股存量和增量，也改变不了中国股市“不患寡而患不均”制度性症结。特别是由于新股“三高”发行愈演愈烈，中国股市“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的总体格局，为企业的老板、高管和其他“近水楼台”的利益中人，通过圈钱而变成亿万富翁提供了一条快速渠道。他们的一夜暴富既不是勤劳致富，也不是投资交易所得，而是借助于一级市场红利分配的制度性不公平而实现的，是在其他投资者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反映在发行机制上的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始终是中国股市无法改变“二八开”或“三七开”盈亏格局的最根本的体制性原因。尽管这些亿万富翁的暴富在限售期内暂时还只能表现为账面富贵，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们是要整个市场来为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而埋单的。

        在权贵循环的体制环境中，政策方面的任何局部性改善或改良非但不容易单兵突进，事实上也难以善始善终或独善其身。某些地方对大小非减持的擅自减税，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对大小非减税，在某些满脑子都是政绩工程的地方政府官员及相关券商眼里，看到的或者只是GDP的增加、地方税收总额或券商营业收入的增加，但他们不惜以挖别人的墙脚和损害广大股民的利益公平为代价，热衷于请一夜暴富的资本市场富豪来为自己的政绩添砖加瓦，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一种以权谋私？再说，人民赋予的权力不用于为包括广大股民在内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却被用于为富得流油的亿万富翁减税避税开后门，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政府官员的为政之道。这种有违当初国务院批准对大小非减持征税立法初衷的倒行逆施，不仅是对其他券商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损害，实际上更是损害了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或再分配的税收调节功能，也势必影响到广大中小股民的基本利益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无论是税收环境，还是投资回报功能，之所以不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而是为少数人圈钱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也不能说同躲藏在监管者“越位”“缺位”“错位”背后互济自肥的权贵勾结没有关系。举例来说，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有些明明被隐匿了的上市前股权交易，打一个信息披露补丁就可以不了了之；明明存在违规的对赌协议，只要能赶在过会之前及时了结就可以既往不咎；明明是以签字权换股权或保荐+直投，借一个代持股份的方法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照此办理，那就既谈不上什么监管，更谈不上什么规范，只能说是打马虎眼，忽悠市场的眼睛而已。

        这就难怪大小非、限售股减持嘴上说的是严格规范，实际上不仅四面八方都在变着法子当“某跑跑”，而且还有人为了让他们跑得更快悬赏嘉奖。这岂不是说，在中国资本市场，圈钱寻租不惟有利，而且似乎还很有功呢！在笔者看来，某些地方对大小非减持减税，所表达的实际上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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