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不合理收费，“理”是什么“理”

曹林

        涨价人人喊打，也“牵连”到了不合理的政府收费。生活重压下，公众也把矛头指向了生活中那些乱收费。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部委和地方政府在把握好价格调整时机的同时，继续落实治理和规范收费的各项规定，取消一批不合理收费项目。有媒体获悉，发改委很快将公示一批不合理收费项目，将有100项左右的收费纳入“不合理”范畴予以清理。

        （1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

        100项左右不合理收费将被清除，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每次舆论抱怨中国人税负痛苦指数最高、中国人税负最重的时候，政府总会委屈地辩护说：从宏观税负来看，中国人税负是很低的，不仅低于国际平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人的税负确实不高，但税之外的收费多如牛毛，而且比税高多了。所以，降低中国人的负担，减税远没减费更有效。

        取消100多项不合理收费，不知道这些收费包括哪些，是不是包括了媒体一次次曝光过的天价复印费、天价拖车费、滞纳金等？其实，无论取消多少不合理收费，作为被收费者，我都不是太兴奋，我最关心的是如何界定“不合理收费”。只有在制度上界定清楚了，“不合理收费”才会得到制度性清理，才不会像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旧的取消了新的又来了，费负也就永远降不下去。

        不合理收费，这完全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名词，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理”并没有一个公认标准和共识，所以，“不合理收费”是一种很模糊的表述，这种带着道德谴责意味的标签，并没有触及那种乱收费的要害。

        其实，一言以蔽之，所谓“不合理收费”，实质上就是“不合法收费”——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不合理，根本的要害在于其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的收费。只不过，强者掌握着定义权，明明的违法行为，他们就是能依靠话语优势和政治修辞，将这种违法行为描述为  “不合理收费”。将“不合法”说成“不合理”，既逃避了法律的追究，将这种收费置于法律的调整之外，又使这种乱收费获得了模糊的生存空间：理嘛，见仁见智，既然仅仅只是不合理，那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如果将“不合理收费”恢复其本来的名字——不合法收费，那就很明显了，税由法定，费从公众腰包中掏，当然也必须由法律决定——每项收费都应有法律依据，所有不合法收费都该立即取消。这种对收费的裁决权，不是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而是由法律决定。不是由行政部门突发善心时取消时就取消，缺钱时就随便增加收费项目，没有法律依据就不合法，就不能收，就得取消。

        行政部门的许多收费其实是很不合法的。依据法律，公民每个月纳税，就是为了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向政府支付的费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应该是免费的。比如买车交了那么高的税费，走公路应该是免费的吧？可是，中国的收费公路不仅多，而且收费很高，中国拥有世界上70%的高速公路收费里程。这，无疑是一种盘剥民脂的重复征税。

        所谓合法收费，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要经过相应部门的行政审批，而且这种审批程序要合法。许多乱收费，都会拿出当地物价部门的定价批文，可物价部门本身是违法的，应经听证的，他们没举行听证；无权审批的，他们越权审批了。

        只有在法律上明确界定清楚了什么叫“不合理收费”，那么，人们在反对恶费上就有了主动的权利，而不是寄望于价格部门的善心，也不必受那些乱收费的反复纠缠。也只有那样，才能对乱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而不是像这样一个个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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