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民富”的基础在于市场的活力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今天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回避的“双重制衡”作用：一是扩大自身消费需求的压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二是克服金融危机的困扰，更要发挥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战略合作”机制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理念，来最大化地相互支持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全球社会福利不断改善和提高的效果。

        为此，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所强调的“两条腿走路”，就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重视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以及最大程度地去提升“民富”水平所需要的市场支撑能力。具体而言，“十二五”规划的新意，在于努力实现基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它具体表现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两大方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

三招改善民生

        在“改善民生”方面，首先是想从三个层面上发力来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没有钱消费”（民“不富”）的问题：一是想通过城镇化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生活的美好家园，从而创造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空间；二是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失衡的问题，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的效果；三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是通过强化社会保障的功能等公共服务机制的完善和优化，解决“有钱不敢消费”（民“不乐”）的问题。比如，“十二五”规划中涉及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只有百姓各种的  “后顾之忧”得到缓解，大家才会乐于使用自己宝贵的财富来改善生活质量。

        最后是通过发展高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充分激活高收入阶层在国内消费的巨大潜力，从而解决“有钱没处安心消费”（民  “不和”）的问题。这次特别提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一方面它是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积极向上齐心协力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也能很好地满足高收入消费群对“精神粮食”的旺盛需求。如果无视这种消费潜力，那么，很有可能在贫富分化的格局中，中国过剩的流动性会走向金融投资领域，造成大宗商品通胀严重、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问题。于是，富者显富的投资行为让富者更富，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一般大众会被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的环境，而逼得自己的消费变得更加“拮据”。随着“仇富”心态的膨胀，很难营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活力”，还会出现官员腐败和资本外逃的不良现象。

四招提升企业

        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也能从“四个方面”看出国家的主攻方向：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十二五”规划强调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是让我们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二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路线，强调科学发展观。通过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明晰的发展思路，来提升市场经济的活力，打造  “包容性增长”战略中所追求的“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理想环境。在我看来，在这方面一定要重视让民营资本发挥更大作用。不打破市场垄断的格局和不重视战略产业的政策扶持，企业是没有动力去承担巨大的“埋没成本”来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工作的。

        三是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这就牵涉到中国鼓励创新的制度完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技术专利制度的完善等。尽管社会上对“山寨市场”吸收就业能力等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创新类企业承担风险的高额成本如果得不到市场应有的认可，中国就很难出现世界一流品牌的企业和高端的产品，从而也就不太可能让中国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立足。

        四是“做强金融”服务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支撑。我已经注意到，中央领导已经在很多场合提出要增加直接金融在经济建设中的贡献比例的建议，要让银行依托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平台，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否则，不要说金融机构的活力受到严重制约，也会影响到社保功能目标实现所需要的庞大金融资源支撑问题。

        总之，民富了，才有资本消费；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了，大家才能从消费过程中让“富裕”变成“快乐”。而尽快营造一个“市场活力、反贪反腐、公平福利”的社会环境，则是让民众和睦相处、奋发向上的前提条件。“十二五”规划已反复提到  “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已不需要地方政府再搞那种GDP增长的“锦标主义”竞争机制，但是，如果我们对民富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绩效评估体系，还是无法避免“形象工程”的出现。同时，长期习惯“政策市”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因为努力目标的不确定性而迷失方向，或者对民富价值判断的偏离，削弱我们对有限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应该将“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和“同等条件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度”等衡量民富指标，与“民乐”“民和”等衡量幸福的指数，纳入到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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