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成：城市化也应该转变发展模式

何志成（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专员）

        9月17日下午3点30分至晚间9点30分，京城仅仅是下了点小雨，竟然导致市内140多条主要线路交通拥堵，笔者从人民大学到西单，平时不到半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4个小时。中国的超级城市化之路，终于让人开始尝到了苦头。

        据中国汽车业最新数据，今年1~8月，我国汽车产量已经达到1000万辆，全年生产1600万辆应该不成问题。汽车业连续几年以40%以上的速度发展，还说中国人消费能力不足，还说城市化仅仅只有48%，未来还要高速发展，而京城大堵车的现实告诉人们：中国城市化之路必须转变发展模式。

很多“难”与城市化太快有关

        必须看到，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的超高速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当中央反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思中国发展模式是否需要调整之时，我们的确越来越感受到大城市就业难、上学贵、看病难、出行难……而在我看来，这些“难”都与城市化太快相关。

        我在《保卫人民币》一书中谈道：中国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发展超级大城市。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超级城市圈，越大越好，认为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我看，超高速发展的大城市已经极大地压缩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不仅无法实现均衡发展，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从长期看，一味地发展超级大城市，农村却边缘化、空心化，这种城市化道路，已经走进死胡同。

        单纯从数字上看，我们的城市化之路似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欧美日差得远，但有一点无法比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是自然进行的，发展速度和分布是均衡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损害农业、农村，更没有以强迫或“被城市化”的方式进行。而中国有些地方的城市化道路则是畸形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不平等，城市与农村更是差之千里。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发展大城市，老百姓只有挤进大城市才有盼头。这就造成了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也就得更加集中力量来解决大城市的问题。

        在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不能自由流转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迁徙规律长期呈现单边趋势。30多年来，有几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运动，却不见几个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安家，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如果有机会到农村看一看，尤其是到距离城市稍远的农村看一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除了给少数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能流转）带来发展机会之外，大量农村已经很难发展，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

        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工常年穿梭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市打工，却没有城市身份，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心甘情愿的呢？今年初，我国许多地方呈现出所谓的“民工荒”现象，一些经济学家用“刘易斯”拐点来形容。在我看来，这不是“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富余的，不是农民工出来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不是因为大城市工资太低，而是因为在老家就业工资跟城里也差不多。谁会为了每个月两百元的差距而忍受常年的背井离乡呢？这恰恰是国家投资西部、开发西部、建设小城镇政策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西部存在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城镇存在发展的机会，还有多少农民工仍然会常年漂泊于城乡之间？进一步说，如果农村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西部以及众多小城镇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城里人为什么不能向农村倒流？大城市成千上万没有工作的大学生或者隐形失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流向小城镇、甚至农村呢？

        关键点是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谁愿意生活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而致富的梦、发展的梦，为什么城乡差距巨大呢？如果大城市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农村每年却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这个责任就在政府。

        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甚至不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在第一产业已经没有致富机会的背景下，城市化越是超高速，经济越畸形，非均衡的城市化之路肯定不可持续。

超级城市化遭遇瓶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先慢后快，随后减缓。从前16年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到中间10年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随后迅速下降到0.9个百分点（后3年）。目前看，中国的城市化已出现明显阻力。阻力在哪呢？

        “土地经济”的双刃剑效应突然闪现。“土地财政”曾经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最大动力。在2009年，国内有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其中，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以1200亿元居全国城市首位；上海以1043亿居全国第二；北京则以925亿元居第三；广州则超过425亿元。然而，很多人只看到土地收入，却不知道开发土地的成本提升速度远远快于土地收入提升的速度。以北京CBD东扩为例，该地居民就喊出了“低于15万元平方米绝对不搬”的口号，北京市甚至出现一个小煤棚要价100万的现象。过去政府出让土地价格高，收入多，可以支付高成本，但今年房地产调控，土地一块块流拍，于是遇到拆迁瓶颈，而拆迁瓶颈实际上是土地瓶颈。超级大城市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利用开发了。

        资源有没有边际？大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资源输入型城市，比如北京，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北京今年夏天没有大面积拉闸限电，那是因为周边几十个县在为北京做出牺牲，而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在拉闸限电，包括上海、广州，说明靠周边地区的牺牲已经不能维持。实际上，大城市迅速地膨胀已经导致水、电、煤、气、油等资源供应的严重紧张，如果不是国家在进行价格保护，资源价格早就涨上天了。但是，不可能永远保护，越保护越浪费，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已经没有财力持续进行这种保护了。

        生存空间有没有边际？北京现在已经有450万辆私家车，每年还要增加50~60万辆左右。目前北京的道路空间利用已经陷入临界点，出行难是大问题，如果再增加几十万辆车，沿街就要大建厕所了。除了北京，中国有几个大城市（包括中型城市）的交通不拥堵？有几个大城市不缺水？今年夏天，北京一些小区已经陷入夏季“水困”，自来水的正常供应都保证不了。它与交通拥堵一样，已经给北京这样的超级被保护城市敲响了不能再高速发展的警钟。

        人口扩张有没有边际？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而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972万。一到节假日，仅仅是送礼的外地车就有几十万辆，难怪中秋节前到处堵车。北京人口再高速增加，将造成所有公共服务品的全面紧张，超级紧张。笔者被堵在路上时不得不想，此时若发生突发事件，几百万车辆堵住了所有的进出京道路，造成供应链中断，仅仅是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那也是一场灾难。

        现在各个超级大城市所遭遇的困难，包括异常高温天气，都与过度城市化发展有关。目前，国内多个正在发展超级城市圈的大型城市，都面临着城市化极限问题。因此，今后国内的城市化道路，更多应该是发展三四线城市、发展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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