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国：“协调”之下有正义吗

杨涛（江西检察官）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错案后，时隔十多年，赵作海回到老家后称，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被用擀面杖大小的小棍敲脑袋，还将鞭炮放在头上点燃，最后为了不再挨打，只能按照刑警队的要求说口供。  （5月12日《新京报》）

        赵作海被抓后留下了许多明显的外伤，比如头上的伤疤（据说是被枪托打留下的）。但恕我直言，即便是他真遭刑讯逼供没了一条腿或者一只手，如果没有“死者”复活，对于洗清他的冤屈也是无济于事。因为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兴趣去看上一眼——赵作海被判刑本身就是被当地政法委“协调”出来的。

        赵作海本来是有机会不被送上法庭的，检察院在受理赵作海的案件后，认为证据不足，二次退卷，其后检察院不愿意再接案卷。但是，2002年八九月份，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会上专题汇报该案。最后，经过会议集体研究，结论是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之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检察院受理此案，从此赵作海被顺利起诉、审判、入狱，因为政法委定下了的盘子，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没有勇气再发起挑战。

        这一幕与佘祥林冤狱的练成惊人地相似。遥想当年，佘祥林案无法进行下去时，也是当地政法委走上前台，协调案件的起诉和审判，甚至创造式地将一个“杀人案”放在一个县级法院审判，以规避上级的司法审查。

        在这种地方政法委协调定案之下，赵作海头上的伤疤没有人能看得见。因为政法委虽然最终定案，是事实上的最高审判组织，但在法律上它却并不是一个审判组织，并且它缺乏审判组织应有的最基本特征，比如“两造对立”，听取双方的意见，居中裁决，并且所有的证据采信是直接从法庭质证和辩论中所形成。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只听到控方的意见，不听取被告一方的辩解，它如何知道赵作海因为刑讯逼供受了伤？这种违背“直接言词”原则的协调，越是协调，离正义越远。

        某些地方政法委协调案件还违背了“控审分离”，监督制约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现代社会，之所以要设立侦查、起诉和审判组织，就是要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避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然而，政法委将公检法一起召集协调案件，便是将几个组织糅合在一起，将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功能混在一起，已经干扰司法独立审判，并且让侦查主导审判，使得侦查所形成了证据一路长驱直入成为法庭必须采纳的证据，审判成具有的监督和纠错的功能荡然无存。

        要命的是，一些地方政法委以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名义，热衷于协调案件。一位曾担任基层法院法官、现任某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的资深法律人士称，“案件协调实际上是各级政法委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为外界诟病最多的一项工作。”而更要命的是，某些地方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局长兼任的这一事实，使得公安机关的地位显然高于法院和检察院，借助政法委协调案件的机制，公安机关侦查代替审判的趋势更加明显。

        赵作海冤案的纠正可谓雷厉风行，不过，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被“协调”的案件存在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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