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高盛“欺诈门”究竟有多严重？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

        继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风波之后，高盛金融“欺诈门”又一次给脆弱的国际金融市场添加了几分寒意。

        很多市场投资者和一般大众对此事产生不少疑惑：比如，希腊危机、迪拜危机以及英国主权债务风波都是无法躲过去的违约事件，而高盛“欺诈门”则是美国监管部门自找的，在美国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回归风平浪静和回暖之际，有必要再去翻老账折腾，让市场再起波澜吗？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目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是有点“过分”的政策举措。

        但是，我认为，美国监管部门在高盛“欺诈门”上做对了，因为市场的玩家就是认为只要风险的牵涉面足够广，政府一定会履行“大到不能倒”的规律来挽救经济，否则，政府一定会陷入更尴尬的局面。而如果投机者这种道德风险的行为事后被宽容下去，那么，今后金融市场靠“特殊的智慧”甚至是“内幕信息”，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财富掠夺，最终大众也会对这种所谓的“精英市场”深恶痛绝，对欺诈行为治理不力的政府部门失去信赖。

        高盛最终是否会被美国司法部门认定为不光彩的欺诈者，目前还很难判断。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所上演的一出出通过现代金融工学工具所开发出来的、看似可以“科学”地转嫁风险的方法来掠夺社会财富的闹剧，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尽管事前很难发现这种“阴谋诡计”，甚至很多这样掠夺财富的表外业务，都在当时监管漏洞的情况下“合法”地得逞了。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贷款人的信用条件被高估，资产的信用评级也随之被美化。于是，不知情的投资者，为了寻求低风险的投资产品，轻易地选择了信用级别高的产品，最终遭遇到了危机所带来的最惨重损失。而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却觉得自己的一切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任何违规，现在政府秋后算账，自己感到十分委屈。

        那么，究竟是谁的罪？是不知情的投资者贪婪成性？还是华尔街的精英们？尽管我不懂法律的制裁方式，但是，当市场出现了收益和风险极度不匹配的财富分配状况时——即出现了高收益反而可以做到低风险或零风险，而低收益却要承担高风险时，即使投资和服务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当时的法律存在漏洞，事后也应该重点惩罚那些明知故犯的精英阶层。否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各大五十大板，这种扭曲的社会治理结构，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弱肉强食社会风气和动摇社会稳定的贪婪谋财行为。

        另外，今天高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在于已经看到了市场系统性风险在积聚，而还在不断设计做多环境下的金融衍生产品，甚至为了展示自己的公正性，用第三方的判断来包装自己为做空投资者牟利而设计产品的欺诈行为。一旦证据确凿，高盛的信誉危机会将波及其他开展同类产品的金融机构，势必会影响到大众对美国银行业未来业绩的担忧，发展下去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再震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所出现的资本逃向美国国债市场，由此引发的全球股市大跌、美元升值、油价受挫的格局，就是危机再现的一个典型特征。高盛如果想保全自己，延续危机后相对稳定的业务发展状况，就应该充分地披露自己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仅仅拘泥于当初法律环境下自己的“公正性”和现在满肚的委屈，那么，即使监管部门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制裁高盛，社会也会对高盛精英层这种傲慢、狡诈的表现而失去信赖，甚至会惹来仇视心理。

        今天，我们在反省如何防范类似的危机重现时，千万要注意不能走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金融体系给实体经济造成了麻烦，所以应该对金融创新活动现在要大加限制，结果经济复苏的活力被扼杀了；另一方面，因为国际资本移动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流动性，所以，自由贸易下所形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客观结果，也被看成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我觉得今天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找准了这场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一场人为造成的道德风险闹剧。如果要提高全球化环境下应对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的能力，就应该强化全球统一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以防止少数精英凭借自己擅长的金融工学智慧，吞噬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积累。

        总之，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活动不是危机的根源，而利用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舞台，去演道德风险闹剧的少数精英才是造成今天世界经济动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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