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不改革分配制度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刘煜辉（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最近，中央高层不断强调要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家庭收入份额在萎缩

        坦率地说，宏观经济分析若和利益搅在一起，颠倒黑白的事就会经常发生。我非常不屑最近从投行宏观分析师传出的一些搅局言论，最有代表性的如“中国人没有消费吗？”“令人惊喜的中国消费者”等。

        老实讲，孤立地谈消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搅局，混淆视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7倍，德国的10倍，消费总量的比较有意义吗？的确，从总量上讲，中国的消费总量当下全球排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而且，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档消费区，甚至在法国巴黎，中国人都表现出令世界感到夸张的购买力。但是，现在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降到了35%。

        是国人不愿意消费吗？不是！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占国民收入份额在萎缩，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也在萎缩。从1997年~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等，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分配体制有三大问题

        财富的分配流向，拜赐于体制上的三大问题。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  （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中国的垄断部门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将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很多人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收入和财富从家庭流向政府和垄断部门的体制下，经济的模式就只能定格于“高储蓄和高投资”。而“高投资必然高储蓄”，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

希望改革措施尽快出台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也很可能会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

        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继续为无利可图的投资潮买单，家庭消费就不可能增加。增加国内消费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回归家庭。

        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所以,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的确，政府是在做“调结构”的事。

        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社会化大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目前我们的问题出在分配上。如果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绕开分配的改革压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经济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这样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不可能提升消费率。

        最近，中央高层不断强调要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笔者希望相关措施能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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