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提高效率实现最大化产出，根本在于技术创新与突破

今年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后的开局之年，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的重要之年。

9月26日，清华大学和保尔森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十周年主题活动”，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出席本次活动并进行了现场致辞。

保尔森表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相互联系。气候变化在加速并且加剧生物多样性的危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生物多样性流失也导致气候变化。“全球珊瑚礁的死亡就是一个例子，科学家预测接下来20年有70%-90%的珊瑚礁将消失，将使得4000多种鱼类和5亿依靠珊瑚礁获得食物和就业的人们受到威胁。这些挑战是相互关联的，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甚至比气候变化更加值得警觉。”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双重危机，人类社会亟需加速推进“净零”转型。针对这一话题，在本次主题活动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进行了专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每经记者 周逸斐 摄

要加快开发自愿减排方法学

NBD：您曾提出，要将循环经济的碳减排效果纳入统一碳市场交易，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朱黎阳：循环经济的碳减排效果纳入统一碳市场交易，对企业自愿减排会产生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企业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如果在节能降耗、提高资源效率等方面，间接、直接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对于这种行为，应该有正向激励才对。基于此，将循环经济的碳减排效果纳入统一碳市场交易，是对企业最好的褒奖。

NBD：要把“碳减排”变为“碳资产”，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变？

朱黎阳：将“碳减排”变成“碳资产”，首先要有方法学支撑，需要相关行业协会、企业和机构积极发挥作用，加快开发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方法学，尽快填补方法学空白，比如加快制定“再制造”“二手商品再利用”“利废建材”“脱硫脱硝联产制氮肥”等碳减排效果显著的循环经济项目CCER方法学。

其次，要充分运用金融工具，深化气候投融资创新发展，将符合要求的项目纳入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金融机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为符合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政策导向的行动和项目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循环经济发展根本在于突破关键技术

NBD：循环经济在我国发展多年，您认为当下我国在推动循环经济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点？

朱黎阳：中国循环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得益于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应用载体与场景。

在循环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过自身丰富的实践，在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减少污染物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特别是对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减排的综合能力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十三五”期间，我国碳减排的综合贡献率达25%。

经过二十年发展，循环经济是对“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循环经济逐步从理念变成了广泛而丰富的实践，向世界提供了更多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可以说循环经济是推动中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之一。

我认为，随着循环经济的深入发展，包括对末端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要实现最大化产出，提高利用效率，丰富应用场景，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关键技术突破。

所以，发展循环经济，不论在以前、当下还是今后，最大的难点就是要不断把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放在首位。抓住了技术创新这个抓手，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生命力。

NBD：您如何看待循环经济减量化等3R原则？

朱黎阳：循环经济的原则就是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

减量化有两个含义：一是对资源消耗源头要减量；二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废弃物的源头要减量，就是在生产环节中尽可能少地产生废弃物。

资源化就是看似是废弃物的东西，实际上它可以是下游产品的原料，是一种资源。比如格林美是我国废弃物循环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格林美武汉公司时，就充分肯定了格林美的废物循环模式，并指出“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周逸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