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易启江
5.5%。
这是中国经济2023年上半程跑出的速度。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5.5%的GDP增速明显快于上年全年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疫情三年年均4.5%的增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
不过,在去年同期低基数作用下,二季度增速并未如此前大部分机构预测的那样冲过7%,最终增长6.3%,低于市场预期。
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若下半年经济只是延续目前的态势,恐难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为此,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力度必须进一步强化。
“这一轮复苏是复杂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更有体制性的一些因素。”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多次强调本轮复苏与以往的不同。
他希望提醒大众的是,经济复苏,并不是靠哪一项政策通过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也不要指望靠某一项政策就能带来“V型”反弹。接下来,要让更多市场主体有明显“体感”,就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实质性的预期调整。
若要完成全年目标
下半年增速须达4.6%~4.7%
NBD: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这一表现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刘元春:5.5%低于整个市场的预期,在我们团队的预测里,属于一个中性偏下的情形。但如果从整个世界和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它也很正常。
今年好几个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都压低了一个百分点。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大国中除了印度,其他国家的增速都低于我们。整个东亚地区在全球贸易下滑的压力下已经出现一些崩溃性变化,我们能够保持5.5%的增速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一定要看到,虽然不及预期,但一定要在一个全球复杂环境中重新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客观认识到,二季度6.3%的增速并不能反映目前经济总体的发展态势。这一点通过两个加工数据能够更好地体现。
一个是两年平均增速,一季度两年平均增速是4.6%,而二季度两年平均增速仅有3.3%,较一季度下滑了1.3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经济修复有所回缓,复苏的动能有所减弱;二是从环比增速也可以看到,一季度环比增速是2.2%,而二季度环比增速仅为0.8%,从这里面的确看到复苏有所回缓,经济复苏的压力有所加强。
当然,其他一些参数也能够印证。比如6月份的消费增速回落至3.1%,比上个月下降9.6个百分点;1~6月投资增速进一步回落,仅3.8%,其中民间投资下降0.2%。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所以,我们要看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抬头,内需不足的问题有所显化。
NBD:上半年表现对全年增长目标有何影响?
刘元春:如果要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意味着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必须达到4.6%~4.7%。由于去年的基数效应已经减弱,三季度经济即使出现快速企稳,其两年同比增速回归到4%,三季度的同比增速大约在4%~4.2%的一个水平。
这样一个水平难以完成5%的增长目标,这就意味着下半年在经济复苏动能乏力、内需不足问题显化的状态下,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力度必须全面强化。
当然,由于目前我们在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上采取的一揽子政策已经开始陆续推出,政策空间也相对较大,那么三季度经济增速达4.2%~4.3%、四季度增速达5%左右是可以预期的,全年经济增速达5%的目标也就能够完成。
其前提是我们下半年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一揽子方案能够持续推出,有效地遏制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压力。
和以往不一样
这一轮复苏很复杂
NBD:此前部分机构预测二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而在一季度数据公布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在您看来,“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大量市场主体对这一轮复苏的认识还是不深刻。这一轮复苏跟我们以往的复苏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政府简单的某一项政策就能够产生一个“V型”反弹。
首先,这一轮复苏是大疫之后的复苏。三年疫情对社会心理、资产负债表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大疫之后的复苏,一定会在一些反复中进行修复,很多人之前没有认识到,认为疫情一放开,经济就应该好转,大家就能够报复性消费、报复性买房子,实际上这里面很复杂。
其次,这一轮复苏是在房地产深度调整过程中的复苏。而这一轮房地产调整又跟以往的调整不一样,它是房地产基础参数大拐点之累积叠加中的一次调整,也是房地产开发商经营模式大转换中的一次调整,同时是叠加了周期性、政策性因素的一次调整。这就决定了这次房地产调整的路径更复杂、深度更深、时间更长,对经济的左右力度也会更大。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一轮复苏是在全球经济和格局发生巨大变异的时点所产生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球面临更低的增速、更高的利率、更高的通胀以及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必然会产生很多元的挑战。
所以,这一轮复苏实际上很复杂,不能线性化、简单化,这就导致很多时候一些预期会产生偏差。
当然,市场预期也很复杂,很大程度上会“随风倒”,所以,我们的政策要起到引领预期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家的预期值弄得很低经济就好了。
短期消费需要政策托举
但不能简单化
NBD: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但同时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预期仍然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提振消费?
刘元春:我们目前的失业率还是偏高,如果家庭面临一些失业问题,那么,即使有钱,也可能进行审慎储蓄,而不会加速消费。因此,中国进行大规模提振消费的核心,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在于居民永久性收入的提升,包括当前收入和预期的未来收入,而不是像欧美给每个家庭发钱。
2023年上半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目前,我们看到,一些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受到了很多冲击,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理财产品,第三个是股票市场,第四个是债券市场,资产价格和收益都面临缩水。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稳定居民消费,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放消费券和进行消费补贴,而要在未来居民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收入的可得性上进行一些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目前的“扩消费”或者说“消费修复”,首先需要进行短期的一次性消费托举,这个事要做,但不能简单化。因为任何一个短期大剂量刺激都会产生后遗症。
2023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进行消费刺激后,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每户居民提供各种收入计划,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如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劳动力市场变异等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扩消费的收益,也要看到它扩消费的成本。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采取恰当的手段。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既要看到消费的复杂性,也要看到消费政策的实施缺乏一些抓手,同时,通过保主体、保就业从而来保消费的逻辑很明显。因此,我们不仅要采取一定的逆周期政策,使消费修复和消费扩张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还要专注于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在消费上给大家建立很好的安全网,从而使审慎性的储蓄有所下降,进一步推进中长期消费的升级和消费的提速。
北京市前门外商业街——大栅栏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资料图)
财政政策将回归“积极”定位
一些动作已经很大
NBD:从上半年表现看,一些市场主体呈现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状态,主要问题出在哪儿?
刘元春:我觉得,主要宏观政策的定位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我们的财政政策,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受房地产市场和税收影响,它没钱,整个地方政府的支出实际上是负增长的,当然就会产生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又比如,我们发了这么多钞票和信贷,但是大量的信贷都集中在国有企业、头部企业、投融资平台,在它们和金融部门之间打转,很少落到民营经济头上,也就是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很精准,不仅没有起到助推经济复苏的作用,反而产生了新的扭曲。
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预期的问题,同时还有宏观定位以及微观落地的这些问题。
NBD:下半年可能会拿出哪些新的政策工具?
刘元春:目前可能很多人都在等政策,都希望政府能够明确一揽子刺激计划。但从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各大部门的一些行动来看,实际上已经在行动。
首先,李强总理已经表态,要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第二,从中央到各部委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来稳定各类企业家的信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为下一步政策推出做铺垫。第三,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新一轮的减税降费方案已经出台。
更重要的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举措开始陆续推出,虽然宣传力度不大,但实际上它在扩消费、保证资金的流动性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宽松。同时,LPR已经下降了10个基点,这是货币政策再定位的一个象征。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们现在应该要直面问题,告诉市场主体,我们准备如何解决问题。因为去年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大家的预期很高,很多人在一些市场人士的鼓动下,期盼一种强劲的刺激政策,导致大众对宏观调控的性质、定位和工具使用方式产生了一些过高的期望。
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动作已经很大,并且会产生一些很强的效果。比如说,关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是否要进行置换、是否要进行延期,目前大家在讨论,也在做相应的一些举措。更重要的是,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回归到这个“积极”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对目前政府出台的政策做一个很好的梳理和把握。同时,政府也应前瞻性地将下一步的一些政策方案提前系统化、体系化地推出,从而有利于市场主体产生强烈的政策获得感,进一步调整他们的预期,形成一个向上的动能。
分类、分层、分区域引导
通过“体感”转变市场主体预期
NBD:考虑到这一轮复苏的复杂性,目前有没有立竿见影的应对办法?
刘元春:经济复苏,并不是靠哪一项政策通过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要跟大众说清楚。
这一轮复苏是复杂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更有体制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我们设计的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调结构方案,不是简单地全由逆周期政策来主导,而是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形成的。如果按照很多人讲的发消费券、发特别国债,花几万亿就能解决,那成本当然很低,也用不着那么复杂。
同时,从政府端来讲,就是要直面问题,明确表达解决办法。如果一直回避问题,不仅会出现预期差的问题,还会导致信心扭曲。所以,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孔泽思 摄(资料图)
NBD:下一步要想提高市场主体的“体感”,有什么可行之策?
刘元春:我们必须了解,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律,在复苏分化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的总是些“坏”的边际上的调整,而没有看到“好”的。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特别是预期管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冲。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对于一般性政策的“体感”不足,这时候可能就要相应地加大政策剂量。虽然不是“大水漫灌”,但一定要有一个总量性的宽松,使市场主体有获得感、有“体感”,通过这种感觉来转变他的预期。
如果一个政策起不到转变预期、引领预期、调整信心的作用,不管它设计得多巧妙,如果不能够起到一个杠杆性的作用,那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我认为,应对调整预期的政策方式进一步加深研究。比如,对市场主体,可能要分类、分层、分区域进行预期引导,而不是简单说“我们要改善营商环境”。实际上,很多小微企业更关心的是它的盈利能力,政府对它的关注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巩固产权。
也就是说,预期引领的方式,要有一些新的举措,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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