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是指与自然合作,以减缓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粮食安全、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和增强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生态系统更好造福人类的发展过程。”杨开忠解释道,这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DRR)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缓解(EbM)等。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走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融合发展之路。”在今日(2月25日)于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如是指出。
经济学家、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新书《韧性时代》中曾指出,眼下,新一轮以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技术、数智技术、交通技术的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正在推进当中。
论坛现场,杨开忠再次回顾这个论断。在他看来,我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是提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是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根本战略方向和重点,因此,能否最大限度获取在全球配置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强大能力,关系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成败。
一个问题是,如何更好推进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融合发展?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杨开忠特别提到,在探索推进“两化融合”时,各地应与本地方的市情、区情结合起来,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已经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文明区别于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协同最优化,协同最优化不仅是经济相关联的领域要协同发展,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
在杨开忠看来,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协同发展,恰是推进彼此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来源。
一方面,经济的绿色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的推进。据杨开忠分析,数字经济具有三大功能,一是降本增效;二是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均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推进力;第三,创造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从这个维度上,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或广泛有效应用,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撑。
另一方面,绿色经济反过来也能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打开新空间。
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是能源密集型的。杨开忠提到半导体行业的例子,随着半导体制程的先进性提升,水、电消耗会倍增。比如与28纳米制程芯片相比,10纳米制程的用电消耗会增长50%,5纳米会增长110%。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能耗同样可观。据杨开忠提供的数据,一个数据中心整个运营的周期中,能耗占成本的50%以上;此外,5G基站的能耗是4G基站的4倍左右,有数据预测,到2025年,5G基站总能耗大致占全社会用能量的2%。
“如果数字经济持续基于化石能源,其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必然大规模增加碳排放,加剧气候危机,让地球支撑不了。”杨开忠分析,“因此,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特别是能源系统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根本转变。”
他特别提到,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协同发展时,应把握和强调基于自然和基于数字化网络的解决方法。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是指与自然合作,以减缓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粮食安全、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和增强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生态系统更好造福人类的发展过程。”杨开忠解释道,这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DRR)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缓解(EbM)等。
而基于数字化网络的解决方法,据他所说,则是强调通过数字网络的收集、整合和分配资源,并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眼下,地方政府正成为“两化协同”先行先试的重要主体。去年10月,10个市区获批成为首批开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双化协同)综合试点,此次论坛举办地成都同样在列。
杨开忠提到,对于试点地区的产业发展来说,将有4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数字产业的绿色低碳化转型、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双化”转型、数字化绿色化结合所产生的预示新产品新技术,以及城市运行的绿色化智慧化等。
在试点城市中,不乏成深圳、成都、重庆等超大城市。杨开忠认为,这也涉及到超大城市的治理问题,比如,前些年城市纷纷打造的以智慧大脑为代表的整个智慧治理系统,同样也存在能耗问题,眼下就需探索城市运行智慧体系的绿色化。
而要打破过去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分而治之的问题,城市更需要从体制机制和人才引育上探索创新发展的路径。
“双化协同,涉及到多部门、多主体、多要素,推进也会存在时间上‘今天明天后天’的区别,一定要做一些整体性的系统性的体制机制的创新。”杨开忠指出,“从人才上看,也要从理念、思想各方面,对双化协同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地方应该想办法培育培养一批能够积极、有效推动双化协同发展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这一点很重要。”
此外,他也认为,地方试点要遵循一个关键原则,就是从理念到行动,与本地方的市情、区情结合起来,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据杨开忠分析,试点城市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各地资源禀赋、产业体系各异,各地需求条件、市场条件也不尽相同。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不同人均GDP之下,环保意识存在差异。因此,各地在制定方案时,一定要结合这几方面因素,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机结合,创造多元化的试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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