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联合智联招聘重磅推出《“2万亿俱乐部”劳动人口可持续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瞄准9座“2万亿俱乐部”成员(准成员),以劳动生产率为尺,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及人力资本等维度来看,塔尖城市中谁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更优,谁又有望率先破题高质量发展?
每经记者 杨欢 每经编辑 刘艳美
2022年,成都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20817.5亿元。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及成都7座城市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加上正在全力冲刺的武汉和杭州,“2万亿俱乐部”塔尖阵营不断壮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万亿,意味着城市规模和能级跃升,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担当。随着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塔尖城市势必要承担起为高质量发展探路的重任。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定性表述。
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联合智联招聘重磅推出《“2万亿俱乐部”劳动人口可持续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瞄准9座“2万亿俱乐部”成员(准成员),以劳动生产率为尺,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及人力资本等维度来看,塔尖城市中谁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更优,谁又有望率先破题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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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间,我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经历了超大规模的人口转变。2022年,中国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后开始下降,十多年间已减少超过6000万。
作为最具带动能力的区域增长极,“2万亿俱乐部”城市既是经济增长排头兵,也是人口增长主力军。对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十年间9座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深圳、广州、成都常住人口分别增长713.61万人、597.58万人、581.89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35%、3.93%、3.31%,成为最大赢家。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2万亿城市一大隐忧。一方面,社会、家庭养老负担随之加重;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不过受益于强劲的人口吸引力,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余七城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正增长。与常住人口增长格局一样,深圳、广州、成都也是十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最高的城市,分别增长493.85万人、394.74万人、326.48万人。
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按照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的分析,当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时,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从“经济-人口比”来看,9座城市都显示出继续集聚人口的趋势。不过纵向对比十余年变化,除重庆外,其余8座城市“经济-人口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圳、广州、苏州降幅明显。
对此,《报告》指出,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必须更快、更好地从“人口红利驱动”转向“人才红利驱动”,以人力资本提升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各类风险挑战。
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城市经济发展理念也随之变化。《报告》指出,城市的发展优势逐步由劳动力规模优势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劳动力竞争优势。
所谓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指地区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人数的比率。该比值越高,说明每个从业者的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劳动的含金量也就越高。从绝对值来看,202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8万元/人。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9座城市劳动生产率均高于全国均值,其中北京、上海最高,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倍以上。
纵观九座城市,每一次跨越万亿级台阶时,几乎都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一次“跃升”。2021年,京沪同时升格为“4万亿”城市,劳动生产率携手跨过30万元/人。而同处“2万亿”梯队的重庆和苏州,“分化”尤为明显——
2017年,重庆GDP突破2万亿时,劳动生产率仅为12.09万元/人;2020年,苏州跨越2万亿台阶,同期劳动生产率(26.99万元/人)是前者两倍有余。也就是说,同样经济体量下,苏州的劳动含金量更高,重庆则更依赖“人口红利”下的规模效应。
眼下,9个塔尖城市也已划定下一步经济目标。比如,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刚刚结束的成都市两会提出,到202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元……
一方面是量的增长,一方面是质的提高。当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已成为我国“十四五”重要目标。落脚在九座城市身上,面向“十四五”,苏州提出GDP目标增速为6%左右。劳动生产率目标增速为6%;成都提出6%-8%的GDP目标增速,同时明确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深圳则是唯一劳动生产率增速目标低于GDP增长目标的城市。
人力资本持续提升 深圳成都继续“收割”
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应通过科技创新等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从而让“分子”更大;另一方面,要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得“分母”更小。如《报告》所说,人力资本可视作简单劳动的“倍乘”,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对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十年间9座城市人力资本持续提升,从年均增速来看,深圳以年均增长10.72%,位列九城第一,成都和杭州分别以8.47%、7.86%的增速,排名二、三位。
应届毕业生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也是城市“抢人”的主战场。2012年以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平均每年超过1300万人,而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若能实现充分就业,绝大多数新增就业人口将是高教育素质人口。
通过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数据来看,作为高素质人才蓄水池,应届毕业生向一线城市聚集趋势明显。北京应届毕业生流入占比连续五年位居九城之首,上海次之。京沪以外,广州、深圳及成都也称得上应届生人才“收割机”。
《报告》认为,人才的流动关乎城市吸引力,除了“待遇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外,更关键的是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从当下城市转型高度聚焦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来看,2022年9座城市人才简历投递量占比总和,均明显高于城市提供职位数占比总和,意味着“塔尖”城市对于新兴产业人才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以成都为例,2022年提供的新能源产业相关职位占全国的2.55%,而投递简历的人才数量则达到了5.65%,彰显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报告》也指出,一方面,求职需求高度集中,加剧了求职竞争;另一方面,城市新兴产业提供岗位不足,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出。当前,各地均面临新兴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不匹配的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使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更高水平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真正释放“人才红利”。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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