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未来城市形态对蓝天和低碳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 图片来源：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主办方提供

今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意味着，我们只有30年时间完成数值下降，而欧盟是5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说，“所以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10月24日，贺克斌继一周前参加2020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后，又马不停蹄出现在成都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会场。他再度指出，“未来两个五年规划将非常关键，如果2030年峰值爬得太高，后面碳中和的目标就会很难实现。”

据他透露，最新动向是，全国层面正在研究编制一项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比照当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十条”，将针对各个部门和地域制定细分任务，也将包含一些可核查可考察的内容。

“我国是全球传统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之后可能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关键是抓技术先机问题。如果按传统发展模式也能扛一段时间，但这样一来技术全部接不上，可能扛到最后突然来个突变吗？这肯定不是我们应做的选择，因此，中间一定要有衔接，并且要及早布局。”

引入系统性方案解决大气新问题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张人禾指出，回顾过去我国制定的阶段性大气治理目标，基本上都在计划时间逐一达标。

体现在数据上，贺克斌展示了一张综合显示GDP、机动车年均行驶里程、人口等经济发展指标和大气污染物减少指标的折线图。2013年开始，随着上侧经济发展指标继续上升同时，污染物指标开始明显下降，呈现出一种“喇叭图”的形状。这表明，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已然显现。

图片来源：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主办方提供

如今，不同污染物排放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需求。

据贺克斌展示的统计数据，自1990年至2019年，全国各类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的排放在2006年就出现最早的拐点，降幅到现在已超过80%；PM2.5一次排放量在2005年开始下降，接下来是2012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但同时，VOCs（易挥发有机物）、臭氧和二氧化碳排放则构成新的治理难点。

面对接下来“十四五”时期大气治理的新特点，贺克斌提倡一种系统性的治理方案。

比如，针对臭氧的减排难题，他研究发现，需要同时考虑氮氧化物和VOCs的减排情况。氮氧化物和VOCs的排放比例将影响臭氧排放，因此要进一步完成减排，协同共治势在必行。

而在减碳问题上，更多因素将被纳入考虑当中。

根据一项针对中国低碳发展的战略研究，若要在2050年实现碳排放基本接近于零，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可能同时对环境带来极大利好，实现70%～90%常规污染物减排，并使氮氧化物、VOCs和PM2.5排放量与二氧化硫一道降至百万级别。大幅度能源结构调整和碳排放协同值得期待，但同时，亦需要警惕高强度政策对经济社会很强的反作用力。

贺克斌认为，这也要求许多工作在“十四五”期间及早布局。

“现在已经有电厂可以做到常规污染物超低排放，不引入碳的因素，对增加污染物影响并不大。但电厂这样的基础设施通常有40年寿命，并造成锁定效应。若要考虑碳中和问题，若仍以这种方式发展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贺克斌分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以50年为周期，长短结合来分析问题。”

这也意味着，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将在短期内发生。

据贺克斌介绍，一些新出现的情况有望缓和部分矛盾。比如，最近十余年风能、太阳能成本下降，为化石燃料转型带来机遇，而在备受关注的就业岗位问题上，有统计显示，当新能源产业真正实现发展后，其提供的就业将是传统能源产业2～3倍。

在他看来，许多矛盾还将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因此，抢占技术发展先机将格外重要。以禁售燃油车为例，欧洲国家已经列出30～40年时间表，中国也摆在研究议事日程上，但早做打算，将更有机会争取技术发展的窗口期。

未来城市形态将起到关键作用

而若将减排任务细化到每一个区域，城市将是重中之重。如贺克斌所说，城市消耗了80%以上的能源和碳排放，未来城市形态怎么发展，将为蓝天和低碳的协同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未来城市建设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而他也指出，最近在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公园城市”理念，将有望推动城市从结构上满足减排要求。

“环境质量是工业城市的一个底色，想要打好底色，公园城市的理念就能够用来推进未来城市的发展。”贺克斌解释，“在此理念下，它已经不是单纯从环保部门来抓底色问题，而是从一个综合发展的包括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角度来抓底色问题。”

他提到正在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成都。“最近几年间，特别是在建设公园城市推动下，成都的空气治理水平基本上跟上了东部地区的节奏，改善幅度非常明显。而考虑到盆地气象条件，成都面临的困难还更多。因此，从效果来看，成都做了很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他指出。

“示范”则说明，成都需要从公园城市角度出发，探索更多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有效经验。

在此前参加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时，贺克斌就曾强调平台的作用。他认为，在结构问题难解、各种涉及零碳与负碳的新技术有需要加速上马的当下，需要将研发、制造、市场、金融等多个环节和要素资源更多加以整合，更快找准方向，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更重要的是，眼前的问题也需要有城市充当先行者，为下一步发展破冰。

“在‘十四五’乃至今后，到了要动结构才能实现更多减排量的时期，‘伸手能摘到的苹果’已经摘得差不多了，往后可能要‘搭个梯子’才能摘，甚至要‘放个猴’帮你摘。改善的幅度在一点点收窄，难度越来越大，也更需要城市下决心，久久为功。在公园城市理念和实践推动下，成都应该比别的城市更快达成共识，走上协同的道路。”贺克斌指出。

他也发现，一些新的业态释放出更多有利信号。“比如成都布局的节能减排产业、信息产业以及通用航空产业等，它们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也发挥了本土产业优势。”他认为，通过对新产业的强调，公园城市将能够为中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结构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