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极到动力源 成都如何改写层级式产业转移格局？

成都夜景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片）

多方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任务是，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6月3日，成都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率先取道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该会议原定于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召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会议被迫延期至今。但疫情却让成都于另一个意义上展开了一次科创盛会——在过去几个月的成都，检测试剂、在线问诊等新产品、新平台快速上线，无人工厂、健康码等新场景、新应用频繁迭出，侧面证明了成都科创发展的十足潜力。

对于西部城市而言，“如何赶超跨越”是一个重要课题，在科创领域尤为如此。历史经验表明，当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能，并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后发城市才可能摆脱承接技术、产业转移的被动地位，形成弯道超车的势能。

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将深刻影响整个西部的发展。姗姗来迟的成都“新春第一会”，能够为这座城市乃至整个西部带来怎样的改变？

动力源

一个共识是，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全球城市形成了三个发展层级。最高一级是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先发城市，而后是先发沿海开发城市，最后是中部和内陆城市。产业升级带来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又提高产业竞争力，常年循环发展推动三个层级之间资源流动。

在此种逻辑下，产业转移被认为是解决后发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2010年，国务院曾出台《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其目的正是在于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承接沿海发达城市第一代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产业过程当中，成都逐步壮大。

2012年上半年，四川转移农村劳动力2100万，其中省内转移1091万，历史上首次超过向省外输出的规模。而其中，得益于产业转移的成都吸引了大部分劳动力资源。

以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116400条企业区位数据为基础，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来曾对国内主要城市的企业业务关联网络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当年数据，尽管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仍是关联度最高的城市，但成都已进入不少城市强关联的名单当中，不仅一跃成为重庆第一关联城市，也挤进昆明、贵阳、拉萨等关联城市前四名。

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产业转移的发展方式加剧了城市分层的固化程度，而对于成都来说，已经走向难以摆脱处于价值链和供应链低端的处境。特别是其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让该定位更加难以适应目前的发展需求。

近年来，成都重塑城市经济地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高效能治理，一步步解决城市在新方位下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如今，面对国家中心城市和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要求，成都需要进一步挖掘城市内在动力，满足高能级极核要求，以辐射带动和引领区域乃至全国发展。

在此情形下，成都提出，“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形成动力源”。

如何理解这一转变？一种解释是，动力源是增长极的高级表现方式，与中心城市从积聚到扩散的发展规律一脉相承。当中心城市表现为扩散时，其内在已经发生了动力机制的变化，从依靠投资和要素的集聚转变为以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覆盖能力的带动。

换句话说，成都要重构动力体系——通过建设科技中心形成动力源，进而谋求超越。

新范式

每次科技创新的重大变革，总会推动新一批城市的崛起。

上世纪70年代，硅谷模式所代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开始为人关注。在斯坦福大学将学校土地租赁给高科技企业建立“斯坦福工业园区(SIP)”后，创新创业风潮开始在硅谷涌动，一大批知名互联网企业在此诞生。这种由高校与企业互动推动创新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美国波士顿、日本筑波均由此诞生或发展。

随着用户导向的创新不断发展，这种被称为体系创新的范式开始向生态系统创新范式演变。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万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这种以嵌入/共生为特点的创新范式中，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开始源于由“产消者”粉丝社区、利益相关者社区、实践社区以及科学社区所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种多样性共生、开放式协同的创新同时作用于基础科研和产业创新上。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就指出，从基础科研来看，新的科技创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学科交叉，以学科集群方式实现突破、推动技术进展。

李万等人也注意到，现阶段，匹配新一代创新范式的政策仍在探索当中。这意味着，每个城市都将进入新一轮竞争当中。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谁能有效推动新范式下创新的展开，谁就有可能拔得头筹。

不久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在成都发起成立，推动20所成员学校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国际合作、公共资源共享与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

成都卡诺普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联合创始人邓世海对系统创新有所体验。通过与成都多所高校的分层合作，他们解决了工业机器人从研发到生产各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使其简易“标定”的创想得以实现——他们一改过去通过购买专门测量设备实现减少误差的做法，通过软件算法上的大胆创新，完成了机器人行业的一次创举。

此类创新也将有望更多地在成都出现。成都不仅将以国家实验室布局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为契机、加快筹建天府实验室，亦将在年内建成1000万平方米高品质科创空间，为企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科创服务平台。可以说，在给优惠之余，成都将打造符合科技创新新要求的环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在当天会上，成都还特别就《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战略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说明。通过规划建设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成都将打造科技功能布局与城市战略方向相适应、科技攻关重点与主导产业需求相匹配、科技应用场景与美好生活向往相契合的科创载体。在成都的展望中，其将实现从被动跟跑到主动领跑的历史性转变。

全周期

但在新的发展需求下，城市的身份绝不止是政策提供者和环境打造者。

李言荣认为，科技创新共有三个面向，分别为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及面向地方经济主战场。而现在，大部分创新都集中在第一个领域，在后两个领域几乎没有真正实现。对于科创的重要来源高校来说，创新难以从1走到n、走到生产环节，需要政府推动和企业孵化、使其继续往前走。

具体而言，城市发展需求如何与科创深度融合？

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刚发现，成都“场景营城”的理念，为其创新成果的落地带来了大量具体应用空间。作为百度Apollo系统中唯一实现产业化的企业，其低速自动驾驶产品被运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等诸多文旅场景中。王志刚信心满满地说，将来，成都大量对生态要求高的景区、公园等场景，均十分适合产品投用。

事实上，在4月举行的“场景汇·天府绿道 蓉绘未来”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上，金瑞麒研发的一款自动驾驶漫游车就曾在成都绿道上亮相。仅当天现场公布的与天府绿道相关的100个新场景，释放的投资需求高达612亿元，其中包含大量科技创新的发展机遇。

这与成都3年前提出的新经济发展思路相契合——用新的思维和应用场景，引导市场上最优秀的要素资源聚集到新经济领域和新产业赛道上。

更有想象空间的是，除已公布的10大应用场景之外，成都还将打造“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设立应用场景专项资金，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支持创新产品市场验证、技术迭代、应用推广、首购首用。

对于成都而言，在谋求弯道超车的科技创新发展布局中，一条“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成果转化-产业创新-未来城市”一体贯通的全周期创新体系始终存在。在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以科技型企业为主角，以高品质科创空间为载体，最终，成都城市发展动能将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