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孩子不想做作业看成人不愿缴纳养老保险：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理论对社会福利领域贡献良多

刘彦

当理查德·塞勒10月9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越是深入读他的作品，越容易形成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塞勒就像一位家长一样，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并对待社会中并不总是理性的“儿童”，而这些“儿童”便是经济行为中的行动者。

在塞勒获奖之前，经济行为中的行动者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做是“理性经济人”——总是在行为决策中头脑冷静，做出最自利的选择，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塞勒的研究表明，人性之复杂，显然并不如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

1970年，一位叫做沃尔特·米歇尔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做了一个实验，让一大堆4岁的儿童在一间教室里，每个孩子面前摆了两个盘子，一盘只有一颗棉花糖而另一盘有两颗。实验者告诉孩子们，如果等一会再吃，小朋友可以吃到两颗糖；如果忍耐不住马上就吃，只能吃一颗糖。

实验的结果表明，大部分的孩子在几分钟后就“投降”了，选择了吃一颗糖。而那些能够忍耐更长时间去选择两颗糖的孩子，在15年后（1985年）的一份调查表中显示，他们进入常青藤大学的可能性更高，忍受挫折的能力更强，也更成功。

这个实验方法被认为是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抉择的经典案例。而对于这两种选择，塞勒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人由两种心理控制，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另一种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但在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极其反常，并非总是理性——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一个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这就是塞勒的结论。

这一结论完全避开了近几十年来的计量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研究方向，与新古典经济学也毫不搭界，更像是从200年前的亚当·斯密垂下来的一只手臂。这样的经济学立足于人性论，并且从分析人的行为开始，重视人性的复杂性，重视合作，并没有把市场的成功、经济的繁荣归因于“理性经济人”的完美理性。

塞勒在《合作》一文中，基于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两种情况考察了许多合作行为，引出了互惠利他主义结论：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没有占对方便宜，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合作。

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一文中，通过观察最后通牒博弈这种游戏得出一个结论：在实验中，有些人看重公平，有些人看重博弈，并非经济利益总是最大化的。

塞勒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背离，以一种谦谦君子的方式表达出来。

一方面，他没有完全颠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只是以一种挑选反常现象的方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怀疑。比如，在《赢者的诅咒》一文中他提出，投标人会犯系统性错误，然而这些错误总是被传统经济理论排除在外，这就会使“经济学研究不符合事实”。

另一方面，对公共政策具有的情怀，也使得他对经济学家影响政策情有独钟。这就与他和传统主流经济学家的人物设定难以分开了。

塞勒是一位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但指导他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沙文·罗森教授，此人在公众政策的评价方面造诣不凡，因此作为行为经济学家的塞勒也有很严重的公共选择情节。

塞勒把那种家长式的循循善诱行为称作“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认为该主张不采用强制手段，而是“改变相应的经济动机与行为使之更加优化”。当心理学用于个体选择的人时候，比如金融行为学时，他的研究是相当有用的。

比如他在一个算不上故意捣乱的实验中（尽管看上去很像捣乱），将过去三五年投资最为失败的投资组合买进，而卖出过去三五年最为成功的投资组合，结果不几年后果然大赚。这一实验表明人们总是高估了风险，但同时对于成功也过于膨胀，这证明了非理性无所不在。

但在公共政策领域，“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理论应用起来就复杂和难以描述得多了。获奖者本人很有信心，像一位心理学家一样心理健康，也像一位家长一样对待行动者关怀备至。

比如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信用市场、环保政策、医疗保险、婚姻制度等领域，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又该如何干预？在这些领域如何运用选择设计这一新兴思想对人们“施加助推力”，从而“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决策”，塞勒的研究对此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戈尔提出，将处方药保险以单一计划纳入联邦医疗保险，然后将此方案提供给所有老人；而当时共和党的候选人小布什则提出，提供多种药物计划，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要加入或者加入哪一种计划。

塞勒认为，虽然大家都认为处方药保险能符合计划者最初的预期，但从选择设计角度上说，若因为对美国老人太有信心而将选择权完全交给他们，将更不利于他们去做出明智的决策。这跟把做不做作业、选择一颗棉花糖还是两颗棉花糖的选择权完全交给4岁的儿童一样，是靠不住的。

塞勒主张，涉及复杂问题，设计者要创造对使用者有利的设计，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种服务以外，还要注意简单至上。“我为什么一定做作业”和“我为什么一定要交社会保险金”一样，并不一定是选择越多元、越复杂越有效的选择题。

比如他后来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传统养老金福利减少的背景下，个人储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着未来资金不足的风险，用透支的方式来维持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而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员工数量不足，加上经济危机复苏缓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导致美国史上可能出现的最大退休危机。这一研究采用了社会总福利视角，并未整体背叛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体框架。

塞勒设计了一项“为明天储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要求美国401（k）计划的参与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动提升他们的贡献率，把储蓄率和薪酬增长挂钩，要求员工从现在到今后提高他们的储蓄金，并且利用惯性使人们留在这项计划中。

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参加过这项计划的员工最终储蓄率从3.5%增长到13.6%，这样的结果当然会让交养老保险更多的人在退休后更加受益。

这像不像家长在用假期礼物奖励孩子努力做作业、答题，或者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保护孩子的利益”，以期让他们上北大清华常青藤盟校一样可以理解呢？

但问题的答案也常常会让人困惑。一方面，存在一个问题：替代孩子们做出决定的家长，一定是时时理性、事事理性的吗？影响选择者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者，方案都是事事正确、时时正确的吗？

另一方面，或许犯错误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完整和美好。一个成年人犯错误都可以理解，要求4岁的孩子运用绝对的理性去控制未来，未免太残酷了。人的资质天生不同，以整体的自然禀赋而论，有多少人能够上得了北大清华、进得了常青藤？

比起对人半信半疑、却对自己确信不疑的塞勒，笔者更愿意相信，除了上天给予的天分之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家长的影响力，虽然有用，但终究有限。（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