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正是国内的环境低成本造成了其他方面的高成本。马中指出,以能源资源为例,中国的自然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固定资产设施投资能够得到有效的资金投入,需要全面改革资源价格制度。
每经编辑 每经实习记者 张寿林
每经实习记者 张寿林
绿色发展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所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全球多位专家在报告其研究结果时指出,在经济发展中融入绿色,能够提升长期收益水平,不管对整个经济、市场主体,还是消费者。因追求低成本而放弃绿色反而需要支付更高成本,得不偿失。
1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行的“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发展查塔姆&中国人民大学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一语中的:正是环境的低成本造成了其他方面的高成本。
正在建设的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是全碳中和的建筑。研讨期间,经合组织(OECD)高级政策分析师Matthieu CAHEN援引此案例指出,基础设施的绿色程度与项目吸引性相关。全球基础设施巴塞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Hans-Peter EGLER进一步认为,把环境因素融合到项目中,可以帮助企业对冲风险,并会为其带来其他收益。
观点1:投入绿色成本能增加投资长期收益
绿色成本对于经济发展,究竟是助力还是阻力。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想当然。
一些尝试让人们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正在建设之中,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机场。这项建设坚持全碳中和,也就是说,投入使用后,机场的碳排放将全部由自身吸收。机场使用光伏清洁能源,并规划建立森林区域,吸收排放的碳,同时将降低周边噪音也考虑在内,以达到较好的环保效果。
这一项目需要投入130亿美元的建筑成本,墨西哥政府以及项目业主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Matthieu CAHEN发现,项目优势明显,对投资者具有较好吸引力。
Hans-Peter EGLER指出,人们总认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因高成本而降低回报率,实际并非总是如此。这主要取决于设计。把社会和环境因素融合到项目中,可以帮助项目利益相关方对冲风险,还会为其带来其他收益。“比如,在城市中心设计了湿地野生动物项目,在大片的湿地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奇珍异兽。”“我们开发出的基础设施会带来很多创收渠道,很多项目碰到困难是因为盈利点并不明显。”
Hans-Peter EGLER表示,对于基础设施项目,一些准则需要从一开始就考虑进来。有了这一前提,才会有后期的有效投资。比如赤道原则、气侯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应灾公约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使用风险管理工具和收益分析工具。”
“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丹麦专家对欧洲投资银行以往项目进行过总体评估,结果发现,项目中更多关注环境问题的,长期来说收益更好。”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环境金融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援指出,大家担心环境问题会影响到投资效益,其实从长期来看,投入环境成本后回报更好。
观点2:基础设施产品应该尽量少补贴
在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马中看来,正是国内的环境低成本造成了其他方面的高成本。
每年中国农业用水约3900亿立方米,但不收费;工业用水每年约1400亿立方米,生活用水每年约700亿立方米,虽然收费,但工业和生活用水仅占全国用水量约1/3。
即便如此,生活用水价格也偏低。以北京水价为例。密云水库的水从长江引入。引入之前每吨(相当于1立方米)8元,分送到居民家庭后成本上升到10元,但北京市民用水价格为每吨4元,政府补贴了6元。
马中指出,以能源资源为例,中国的自然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固定资产设施投资能够得到有效的资金投入,需要全面改革资源价格制度。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则指出,北京市的财政实力较好,可以大力补贴,但全国城市中很少有同等水平的财政实力。
“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想象,全国供水和排水的垃圾不可能有好的投入治理。”马中说。
叶燕斐进一步认为,基础设施产品不应该有补贴或者尽量少补贴,才能产生持续收益,项目本身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本金和利息,才有可能让商业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钱源源不断输入。
他还指出,很多环境成本会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的个人行动比集体行动治理污染的成本要高得多。“比如空气污染排污成本很低,我们都要买口罩,家里用清风机,办公室用清风系统。”“北京市水价最高才4元,大家都需要喝水,但不喝自来水了,这个成本多高?”他认为,国家提高排放标准,整体的社会成本会更低。
马中总结认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能够引导社会资本真正进入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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