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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新加坡一样富有,像女高管那样买Chanel

    每经网 2015-03-04 14:39

    如果未来中国人像新加坡人那样富有,是否也会纷纷像他们那样,欣赏、理解并努力拥有美好的物品?

    在新加坡最后一天的晚餐,永泰集团副主席郑维荣走到我们这一桌,恰坐在我旁边。他用英语、不熟练的汉语普通话和粤语,混杂在一起和我们聊天。

    我随口一问,主席您喜欢表吗?

    戴着圆形黑框复古眼镜的主席大人立刻眼中放光:我年轻时好喜欢的!在我心中,永远只有两块表,一块是百达翡丽,另一块是劳力士。

    主席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姐姐就曾有一块顶级腕表,有一次不小心忘在口袋里,还扔进了洗衣机!噩梦般地,心爱的腕表被肥皂水浸泡、剧烈搅动、又和一堆衣服一起被加热烘干。当姐姐惊叫着从洗衣机里抢出那块腕表,发现“他”竟安然无恙地走着,一段时间过去了,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后遗症”。

    姐姐唏嘘不已地给腕表总部发出了感谢邮件,对方格调十足地回信说,虽然你觉得没事,我们还是需要把这块表收回来检查……

    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一点也不“土豪”。郑维荣清瘦谦和,说自己晚睡早起,是为了避免变笨;晚宴他吃得少而清淡,只喝了一些红酒。除了腕表,他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

    他认识我曾写过的新加坡女富豪克里斯蒂娜·王,王的父亲做的是石油生意,自己却做了时尚品牌的分销零售,并成为Mulberry品牌的所有者。郑维荣又和我谈起了郭鹤年,这个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富豪把农业做大,还有成功的房地产公司;他同时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创始人,在新加坡,多年前他们开出了全球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中国国内小资群体里颇有人气的榕悦庄酒店,也来自新加坡。

    从石油、稻米、钢筋水泥中发家的东南亚华裔,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不约而同地爱上了艺术、美、时尚,重视生活品质。他们消费奢侈品,乃至亲身通过参股、并购进入生活方式相关行业。

    作为发展较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生活方式产业”在新加坡有着天然优势,早年刚进入亚洲的时候,不少奢侈品公司把亚洲划分为日本和“日本以外亚洲”,而“日本以外亚洲”的总部,就常常被设在新加坡。后来由于香港上升势头强劲,一些亚洲总部才从新加坡转移到香港,近年来,又开始往上海搬迁。

    新加坡地方小,稍微强大一些的公司就不得不统统把目光投向国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采访的这家公司就跑到中国参与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的创建。可以说,每当中国国门多打开一分,华裔血统的新加坡商人就会敏锐地抓住机会,将机会变成财富。

    2015年,我面前的新加坡,是一个在公平商业规则严格约束下,经过半个世纪发展的一个成熟发达国家。

    拜访的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位女性高管。她们带着亲切的笑容,却略显紧张地准备了许多密密麻麻的提示小卡片,随身携带,生怕自己“华语太烂”,在中国媒体面前表现不好。

    我当然不会忽略女高管们的工作服——清一色的Chanel。

    一位跑前跑后的女高管哑了嗓子,她脚蹬恨天高,肩上始终挂着一个黑色大号的香奈儿菱格纹手袋,耳环也是钻石的“双C”。

    另一位女高管也是黑色Chanel长袖和长裙,胸前别着“双C”的钻石胸针。

    你们好像很喜欢Chanel,我说。“是呀,她们都很美。”她微笑着对我说,微微仰起的白皙面孔有些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香,“我还喜欢Marni。”

    新加坡地处热带,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比较小众,以非洲印花为自己特色的Marni在新加坡却有一片市场。

    年轻的新加坡女职员们工作中都职业范地穿了一身黑,但都仔细地化了妆,描画了更适合亚洲眼睛的细长眼线。她们的手袋里,就有不少Mulberry。

    新加坡女性爱美,似乎也很重视奢侈品牌所象征的“阶层”、“身份”,有些偏黑的东南亚肤色,与Chanel似乎并不是很搭,但还是从头到脚穿Chanel。

    新加坡钟表收藏家钟伟国不久前在《时尚时间》上撰文写道:“在我的国家新加坡,人们选择一辆车或是一只手表作为身份象征的时候,更多会倾向于手表……在新加坡2万到3.5万美元的高端手表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作为一个时刻要彰显个人身份意识的人来说,拥有高端手表可以说算是一份外在的个人声明。”

    在新加坡最繁华的购物街乌节路,由于华人面孔太多,我觉得跟在国内逛街没什么两样。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子坐在路边,她手提白色爱马仕铂金包,手腕上是宝格丽的蛇形手镯,同时戴着香奈儿的项链——又见双C。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乌节路会禁止车辆通过,变成步行街,每年有700万人次来到乌节路,对于总人口刚过500万的新加坡来说,真是太热闹了。乌节路上,LVMH旗下的免税店T Galleria共有四层楼,很多品牌都在门口挂出广告招贴提醒顾客——比中国国内至少节省30%!

    在我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年纪接近50岁的女店员指着我手机里图片上一行极小的字,反复提醒我,我帮朋友带的那一只隔离霜,防晒指数和中国国内的不一样,确定真的要买吗?

    这让我唏嘘不已,在上海,我曾被稀里糊涂地说服,买下大小不合适的衣服,可能仅仅因为那家店货品号码不全。试过化妆品却并没有相中,还曾被白过一眼。

    拜访过程中,有一站是在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在连续数小时讲解后,始终面带微笑的讲解员停在了最后,将介绍新开楼盘的短短几分钟讲解交给了来自企业的职员——是否因为她是公务员,因而不能参与商业活动?我的这一猜测没有来得及得到证实。

    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为6万美元,亚洲第一,而中国这一数据为7575美元。在乌节路上,我突然想,都是华人,基因、民俗接近,如果未来中国人像新加坡人那样富有,是否也会纷纷像他们那样,欣赏、理解并努力拥有美好的物品?

    我实在很看好生活方式行业在中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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