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王兵：碳排放权交易升温两难点待解

每经记者 杜冉乐 发自成都

“目前，企业‘三高’并未反映出资源的内在价值。”11月16日，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兵副教授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企业 “三高”主要是指高能耗、高污染、高耗水。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但也有了如今的多地雾霾袭城。

近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尤其是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

王兵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环境也是一种奢侈品，随着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未来将不唯GDP论英雄，而是更加注重绿色GDP，相应对于官员的考核体系也会改变，针对“三高”问题，尤其是对于《决定》提及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政府应加大引导力度，这项措施可以从总量上控制排放指标，同时可使减排成本最低化。

打造“绿色GDP”

《决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在历届三中全会中，经济建设的内容比较突出，当前中央已将生态建设提到制度建设层面，并且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起成为构建“五位一体”的大格局。

《决定》强调，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

王兵表示，“这次中央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未来对于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源配置会影响很大。”

去年至今，随着外需市场的低迷、劳动力成本的高涨，一大批东部沿海企业纷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迁移，其中也带来了不少“三高”企业。

按照资源有偿使用及其所反映的市场价格，东部企业还会到中西部地区落户吗？在王兵看来，东部地区现在稀缺的是资源与环境，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还未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这除了需要区域协调发展之外，企业也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这样会倒逼企业环保技术升级，进行产品的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来弥补一部分成本。

碳排放权交易升温

《决定》提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成为环保市场的一大亮点。

王兵表示，“这些完全是按照市场的手段来治理环境的，在国外一些地区已有很好的经验，比如美国在1991年出台了 《清洁空气保护法》，做的就是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因为这涉及到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交易就要分配，给你100单位，给我200单位，我用不了那么多，但你非常需要，如果你想控制碳排放的话，可以从我这里便宜地卖到碳排放指标。”

实际上，在今年6月18日，深圳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正式运行，其中，比亚迪、中兴通讯等8家知名企业获得了碳排放配额证书。

不过，王兵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要设立一个目标，比如控制碳排放到10000单位，再在企业间进行分配，通过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可以实现减排成本最低化的效果，也就是说在治理成本上，让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去减排，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去花钱买指标。

“最大的难题是政府给企业多少配额指标，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比如深圳企业与广州企业之间能否交易。目前，中国的污染指标是一级一级分的，从国家分到各省，再从各省分到各市。”王兵补充说，下一步需要打通区域间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