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项新指标权重纠偏 政绩评价不再唯GDP定论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张辉（化名）是京城的一名知名会议策划人，最近几年策划了很多场地方政府在京的招商引资会，很多市县甚至个别省政府都是他的客户，但今年张辉的生意明显淡了下来。

“2010年巅峰时一个季度就办了8场，今年只有一场，现在政府的心思不一样了。”张辉感叹。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政府之前十分愿意花钱在北京举行投资推介会等，“即便他们招不到项目，也能交个朋友。”

张辉说，“虽然现在很多开发区仍然有不少空余土地，政府也有招商动力，但给客户 （地方政府）电话打过去，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

“他们一般告诉我，一是经费比较紧张，二是招商引资效果更加重要，而且也要挑项目，如果企业真有投资意向可以直接到当地去考察，一对一交流。”张辉摇摇头。

地方政府心态的转变与政绩评价标准向综合化方向调整密切相关，压缩三公经费等都是体现，而GDP色彩的淡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着明确表述。

《决定》称，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唯GDP论难以持续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这一指标也长期被认为是官员升迁最大的一块“垫脚石”。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一位副研究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

GDP水分也由此产生，历史数据显示，自从1985年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始终高于全国的GDP总量，不仅呈现出“1+1>2”的局面，而且差额有递增的趋势。

例如，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2.68万亿元，,2012年地方GDP之和超出全国总量5.76万亿元。简单测算，今年全年31个省区市GDP总和超出全国总量至少将达6万亿元，即多出一个广东省。

地方政府对GDP的片面追求会产生一系列弊端，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可以依靠行政资源的垄断来保持GDP的快速增长。例如，在土地资源分配上，某省会城市用了全省1/3的土地指标；中部某个省96%的用地是县级以上及省级产业集聚区，小城镇用地指标仅占4%。

伴随而来的环境等问题也愈发严峻。我国开始愈发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突出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更多强调稳增长，转方式和调结构频频出现在高层讲话中。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增长提法已经逐渐让位于发展，更多谈到的是包容性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新近发布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就称，增长是客观的，可以用一些具体指标来衡量，如我们熟知的以GDP来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发展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蓝皮书指出，如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增长了，甚至速度很快，但随之带来生态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将经济增长和带来的问题相比较，可以认为是“有增长无发展”。

增加产能过剩等七个指标权重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地方过度重视‘GDP’数据，有的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甚至造假，这样的‘GDP’毫无意义，也不可持续。”G20与新兴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张其佐说。

张辉虽算“局外人”，但对此也深有体会，“以往地方政府在找我办推介会时，我会询问他们的意向企业，而回答大意基本上是只要能来投资的都是意向企业，投资潜力越大的，就是越有意向的，至于什么产业，什么项目以及需要哪些手续，都可以一事一议。”

上述蓝皮书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发展方式转型中的政府推动的力量不可忽视，政府的观念变革也就特别重要。

“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峻现实以及方式多样的舆论宣传，让各级政府、企业、公众均认识到了发展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蓝皮书称。

这样的背景下，《决定》明确在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中加大资源消耗等七个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等民生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对此十分认同，他称，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数字，又不能唯数字，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说，要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政府职能更多的是靠广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履行的，换句话说，他们能不能真正在工作中实现转变是决定政府职能到底能不能转变的关键性因素。

她说，《决定》提出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暗含的干部人事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指挥棒。这个一旦调整，自然而然人的行为会发生针对性的改变。

孙还介绍说，其实在联合国也专门有一个指数叫做HDI，就是把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寿命还有人均GDP等作为一个衡量尺度，就比单纯的GDP来衡量要科学得多、合理得多。

政府观念变革可能将意味着一系列资源分配的优化。蓝皮书举例称，陕西近年来明确提出将新增财力的80%用于医疗保险、教育、移民搬迁、保障房建设等方面。政府的这种做法，既较好地履行了其公共服务职能，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又为产业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