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生首席科学官解读研发的秘密：新药上市难于造飞机

每经记者 鄢银婵 赵倩 发自成都

一向专注于新药研发的强生公司近日宣布，到2017年公司将向监管部门提交逾10种新药的上市申请。

昨日（6月5日），前来出席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强生首席科学官、全球制药集团主席PaulStoffels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强生已在5个治疗领域取得较大突破，“尽管一款新药成功研发上市难于制造一架飞机，但作为一家制药公司，只有挑战不同的疑难杂症领域，才能为更多人提供幸福感。”

同时，强生在中国最大的子公司杨森制药研发中心实验室目前已入驻上海枫林生命科学院区，这家医药巨头未来在中国的动作也备受业界关注。

2017年蓝图：提交逾十种新药/

强生公司日前向外界宣布，公司到2017年将向监管部门提交逾10种新药的上市申请，包括治疗丙型肝炎、免疫疾病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以及用于流感、狂犬病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在这期间，强生还计划改善现有的25种药物。这一消息令业界震动。

PaulStoffels对记者表示，目前强生已经在癌症、心血管及代谢疾病、炎症、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5个领域成功研发出一系列新药，并且部分已在相关地区上市。其中一款治疗二型糖尿病的invokana目前已在美国FDA获得批准，眼下正在中国食药监总局进行审批，预计2015年在中国上市。“强生专注新药研发的传统不会改变。”PaulStoffels说。

业内观点认为，强生研发力量加上收购来的外部研发实力，可能让强生公司成为大型制药公司中增长最快的制药商。

“现在强生正聚焦研发市场规模较大但治疗方案较少的疾病领域。”PaulStoffels说。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强生所发布的新药计划中就有所显现。根据强生的计划，到2017年申请批准的药物包括丙肝药物simeprevir、血癌药物ibrutinib和daratumumab、治疗免疫系统药物sirukumab和guselkumab以及流感、狂犬病和小儿麻痹症疫苗。

一位医药行业人士表示，上述药物所针对的领域在业内一直是“老大难”，如果研发成功，其拥有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大。

但引人关注的是，大量新药研发所需的巨额资金也可能对强生公司形成一定挑战。PaulStoffels也坦承，让一款新药成功上市的难度甚至高于制造一架飞机，“我本人一生从事艾滋病药物研究，直到现在共研发了3种艾滋病药物，第一种研发成功时我的孩子还是婴儿，第二种上市时我的孩子已经成人，到第三种时，我已经有了孙子”。

事实上，强生公司在新药研发上的魄力来源于其对市场的肯定。IMS数据显示出，预计到2017年，全球医药市场的规模将以每年4.5%左右的速度增长到1.2万亿美元。

同时，强生公司的制药业务也获得不少认可。纽约摩根大通分析师迈克尔·温斯坦就表示，制药业务已成为公司未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制药收入在强生总收入的占比已达38%。

强生看好中国市场/

近日相继出炉的全球主要医药巨头一季报数据显示，包括强生等10家公司均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总营收及总净利分别达到1143亿美元、216亿美元，同比增长0.79%、-14.96%。

有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医药市场的滞涨现象已经有所显现。不过，中国医药市场却倍受青睐。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期不少国际医药巨头均加快了同国内医药企业的合作，比如默沙东与先声药业联姻，还同智飞生物等上市药企签署系列合作协议，试图在中国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罗氏与A股多家药企存在关联，如莱茵生物、人福医药等，一度引发A股药企的概念炒作。中国医药市场拥有广阔前景已成为业内共识。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5月25日在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就大胆预测，中国医药市场预计2020年后将跃居世界第一。

“目前，公司正专注于拓展新兴市场业务，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今年一季度，来自新兴市场的销售额的占比就达20%。”PaulStoffels说。

事实上，强生早在1985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目前分别在上海、苏州设有研究中心，在华最大的子公司杨森制药也有28年历史，并同无锡药明康德等有着合作关系。

记者发现，同以往相比，近年强生中国将更多精力专注于研发。其在中国的子公司杨森制药今年1月便宣布，中国研发中心实验室已入驻上海枫林生命科学园区，与北京西安杨森、上海亚太研发中心的相关团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立足于中国的“端到端”研发机构，并进一步深化其外部创新的研发战略。

“上海研发实验室会专注于肿瘤研究和感染疾病研究，这两个领域主要研究在中国发生率较高的疾病，比如肝炎、肝癌等。”PaulStoffels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未来强生在中国的研发工作将由以往单一专注于临床治疗研究层面拓展至研发价值链中更全面的环节。

此外，对于中国药企研发新药，PaulStoffels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制药公司需要有全球化的观念，这样才能为所研发药物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并进而逐步收回研发投资，对于一些资金势力比较弱的小公司，可以通过与大公司合作，实现互利互助”。

药品质量曾遭遇质疑/

PaulStoffels不仅是强生公司首席科学官、全球制药集团主席，还曾是一名在非洲行医多年的医生。

“在非洲当医生时，当时艾滋病正在非洲蔓延，却没有药物进行医治，我和同事经过不断研究，最终找到方法成功延长了艾滋病人20多年的生命，我为自己感到骄傲。”PaulStoffels说。

强生的发展也曾遭遇过曲折，近年来这家全球医药巨头也多次因为药品质量问题备受关注。

2011年，强生因产品受污染，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强制召回500批次止痛药泰诺、布洛芬等非处方药；2012年，公司再次因为质量不达标，在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召回下属公司麦克尼尔公司生产的仙特明、泰诺林等抗过敏、解热镇痛等40多个批次的药物；2009年11月、12月间，强生公司也遭遇“召回门”，在美国FDA的强制要求下，强生召回了约500个批次的包括畅销药泰诺、布洛芬等在内的止痛药品。

此外，同不少跨国巨头一样，强生公司也曾深陷国内国外双重标准质疑。对此，PaulStoffels表示，强生从未实施过所谓的双重标准，对全世界都是享有同样的安全标准，不过会针对中国疾病的特异性进行特别的考虑，包括药品会有不同的适应症、以及药品的成分可能会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谈到医者和管理者两种身份时，PaulStoffels并不认为其中存在冲突。“作为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科学官，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同样能够体现到医者的价值观。我为现在的职位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