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使土地收益部分成为农民进城的基础社保成本。
实现养老制度全面并轨有一定挑战,关键在于有没有这样的改革决心,能否打破户籍壁垒、职业壁垒等各种身份限制。
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大学生应不应该当公务员,而是大学生成为公务员之后,中国的行政效率是高是低,如何以透明公开的政策防止公务员把福利政策当成自己的后花园?
在征地和拆迁中,被征地拆迁方并没有为建设直接付出劳动,征地和拆迁补偿归根结底是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向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规模过大,无异于对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的压榨盘剥,在经济方面的负面效果自不待言,而且必然因其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
若想消除上述观念,首先必须摒弃强加在公务员职业上的附加值,让公务员职业回归本真。
有专家就认为,“进一步上调个税起征点,只是令少数高收入者获益,低收入者受益不大。”
在实现未来目标的过程中,笔者格外强调诚信,这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需要承担城市化过程中的成本,实现社会福利均等化。
新一届政府提出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如何协调,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土地整治加速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值得高度关注。
一个最简便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度。
国家正实施结构性减税,但地方政府依靠非税收入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不仅会抵消结构性减税的好处,甚至会加重企业负担、减缓经济复苏步伐。
今年“预支”明年税,说轻了,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为老百姓增加负责,是执政意识的错位;说重了,则是一种严重损害公民利益,透支党和国家信誉,败坏党和国家形象的违法行为!
仅两成多老人靠养老金生活,这意味着还有近八成老人未能充分纳入社会保障之下。对此,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深刻反思和解决。
税收结构性改革,应从如下方面着力:一是降低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二是加快出台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三是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四是出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
基于教育投入多年之后才“达标”的教训,笔者以为,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还需要更明确的制度保障,比如,每年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占GDP多少,要在制度上进行明确规定,并与“官帽”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