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马健：成都数字文创下一程，关键是“把人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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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模式”成了发展数字文创产业的高频词。《哪吒》《王者荣耀》《遮天》……这座城市的数字文创标签越发丰富。

人们不禁发问：这背后是否有一套可复制的产业逻辑？带着这样的疑问，每日经济新闻·天府文创云记者试着寻求答案。

近日，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教授马健，带着他的新书《文创城市论：兼论文创发展的成都道路》在成都开了一场发布会。

作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以及《四川文化和旅游发展蓝皮书》的主编，马健长期站在学术与产业的交汇点。

新书既深入剖析了成都文创产业生态圈的构建经验，也系统梳理了成都近十年文创发展的演进脉络。

马健向记者谈到，“我不认为其他城市可以简单复制‘成都模式’，并不是因为它高不可攀，而是因为其前提条件：乐观包容的城市文化、长期形成的宜居氛围以及对新生事物的高接纳度，这些都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

马健教授历时十余年，聚焦成都文创发展，持续开展相关研究，最终写成专著《文创城市论：兼论文创发展的成都道路》。

该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院士题写书名，“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与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名誉会长凌继尧教授联袂作序推荐。

人才驱动的“成都模式”

如果将中国城市的数字文创发展路径做一个分类，大致可以绘出这样一幅图谱——北京是“资源虹吸型”，央企总部、国家级机构、顶尖高校密集分布；上海是“平台枢纽型”，国际化程度高、金融体系成熟、消费市场庞大，文创发展倚赖资本运作和全球化资源配置；杭州是“技术驱动型”，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与无数中小微企业共同构成了数字文创的生态雨林。

那么成都呢？马健的回答很直接——这里有一件别的城市很难复制的东西，即“乐观包容”的城市气质。

这种气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文创人才愿意来，来了待得住，待下来还能扎堆碰撞出东西。

这正是新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文创产业的第一生产要素不是文化资源，而是人力资源。

“创新创造”“乐观包容”，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环境，它比任何硬件投入都更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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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马健看来，成都的核心打法在于，以城市的包容气质汇聚人才，以人才的创意活力驱动产业，而不是先圈定文化资源再谋划产业布局。

但“人”来了之后怎么办？如果放任自流，终究难成气候。成都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人”的基础上搭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

2025年5月，成都率先推出全国首个系统性支持数字文创的“1+4”政策包，叠加“蓉城英才计划”“蓉漂计划”，对领军人才及团队最高给予500万元资助，并提供安居、子女入学、医疗、创业扶持等全方位保障。

一年后（2026年5月），“哪吒10条”接力落地，搭建人才支持“直通车”，定向推送孵化机会，并探索与市级基金对接的“绿色通道”。其中，对OPC社区引进的数字文创专业人才，每年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引才补贴。

2025年，成都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营收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在马健看来，发展数字文创，有一件事最能体现“成都模式”，即世界科幻大会的申办和落地。

尽管成都在科幻文学领域有深厚根基，《科幻世界》杂志孵化了几代中国科幻作家，但要争取到举办国际盛会的机会，仅有文学底蕴不够，还需要城市有足够的文化包容度和国际化视野去承接充满未来感和想象力的活动。

而成都恰恰在“创意经济”这个维度上有天然优势。正如“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所言：“创意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和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创造力相关。成都是一座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近年来诞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与作品，拥有年轻人才、较低的市场成本以及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等优势，发展创意产业潜力巨大。”

如果说先天基因为“成都模式”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后天努力就是把“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成都数字文创的下一程

那么，数字文创的“成都模式”能否被其他城市复制？马健的回答颇为审慎：不认为其他城市可以简单复制。

“并不是因为成都模式高不可攀，而是因为其前提条件：乐观包容的城市文化、长期形成的宜居氛围以及对新生事物的高接纳度，这些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最有可能走出类似道路的城市，马健认为是长沙。

在他看来，长沙有几个与成都相似的特点：一是生活成本相对一线城市低很多，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二是城市文化活泼、有烟火气，娱乐产业基础好（湖南卫视的带动效应功不可没）；三是政府对数字文创产业有明确的战略重视和持续投入。

“如果其他城市硬学成都，最容易‘学歪’的地方，就是把‘安逸’表面化理解，以为搞几个网红街区、建几个文创园区、办几场音乐节，就能复制成功。殊不知，发展到如今，成都数字文创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和持续数年的战略定力。光靠几个‘爆点’项目去堆，只能是一阵风，风过了就散了。”他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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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成都数字文创下一阶段的发展应当优先注意什么？马健给出了清晰排序：第一，人才留存；第二，产业链上游；第三，消费场景。

马健认为，目前较多城市对数字文创人才的认定标准仍过于侧重高学历、高职称的“显性人才”，而对“奇才”“偏才”“怪才”重视不够。“人才引进来只是第一步，留得住、用得好才是真功夫。”

产业链上游排在第二。马健认为，成都数字文创产业链正逐步完善，但更应该看到，除了《哪吒》《王者荣耀》《遮天》这样的爆款IP，如何持续稳定输出更多优质内容，成为当务之急。

“许多孵化器走的是‘收房租+拿补贴’的路子，还应该在内容创意上提供更多专业服务。”马健谈道。

第三，打造丰富的消费场景。“这并非不重要，而是相比之下成都（在这方面）已是强项。”他认为。

最后，马健总结道，文创人才的长效培养机制尤为重要——能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叙事、打动人心的原创IP的文创人才，仍然稀缺。这不是短期补贴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从教育体系、创作生态、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