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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吕玲珑:我的一生,要永远处于开拓与发现的过程中

2026-05-25 19:23

在吕玲珑看来,真正的抵达,远不止于地理的发现,唯有将物质与经济的算计置于一旁,不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可交易的筹码,一个人才能真正走向高处。

每经记者|余洋    每经编辑|唐元    

五月的成都,暑气微醺。在一处不起眼的汽车维修店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见到了中国摄影界不得不提的“大师”——吕玲珑。

如果你不熟悉他的名字,也一定听过九寨沟、若尔盖、牛背山、稻城亚丁、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人间秘境的广为人知,皆始于他镜头的凝视。

眼前的吕玲珑,身上带有来自野外的丛林气息,藏族人的棕色皮肤,留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大胡子,双眼炯炯有神。而这个略显杂乱的房间,四周墙壁挂上了其拍摄的作品。

“逮住”他并非易事。近年来,他醉心于“物种多样性”的拍摄,穿梭于东北林海与云南雨林之间,追踪隐秘的稀有物种。“观察点一有消息,背起包就走。”他的行程随物种的踪迹而定,难以捉摸。

过去,媒体常称吕玲珑为“世界级风光摄影大师”“西部探险摄影第一人”。深入交流中,记者发现,他更接近一位用脚步思考的哲人、用光影写诗的行吟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或许这一切的底色,是‘殉道者’的孤注一掷。”

吕玲珑,《中国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

1982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是四川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和成都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86年,他发起并组织了影响深远的“纵横祖国五万里”摄影综合考察活动,从此将生涯完全投入对中国西部无人区的探索与记录。

他是首位组队徒步穿越、并系统拍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摄影师,通过《稻城亚丁: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南迦巴瓦大峡谷》《得荣——中国西部太阳谷揭秘》《中国西部太阳部落——石渠》等作品,让诸多绝世景观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他看来,真正的抵达,远不止于地理的发现,唯有将物质与经济的算计置于一旁,不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可交易的筹码,一个人才能真正走向高处。

无人之境

“我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赶着自己的羊群走向遥远的地平线,争取着回过头来冲着人们微笑的权利。”

——吕玲珑

吕玲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成都,自幼家境优渥。16岁,他前往大凉山成为知青;17岁,又被送往新疆戈壁参军。一颗自由的种子,悄然埋下。

“最早是家里有台相机,大人拍,我就拿着玩,小学时就按过快门。”

他回忆,“后来‘上山下乡’,带着相机去农村,当兵也一直带着,它从没离开过我。”从记录身边模样开始,逐步走进光影世界。

吕玲珑年轻时

1982年,吕玲珑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并成为四川省及成都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创始人之一。

同一时期,他在成都的家渐渐成了颇具名气的文化沙龙,顾城、杨炼、欧阳江河、翟永明等时常在此聚谈。不过,在喧嚷与高谈之外,他听见更深沉的呼唤,来自更辽阔、更沉默的旷野。

“我们之间,当然是相互影响。”谈及那段岁月,他语气平和,“但后来不以为然的,是许多人最终都选择汇入市场,这和我不同。”

阿里的落日

吕玲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坚持孤傲地走到底,绝不主动将自己纳入任何市场化的轨道。这是原则,我要保持这件事的纯粹性。”

1986年,吕玲珑发起并参与“纵横祖国五万里”大型摄影考察活动。同年,辞去公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我起步时,决心摆脱一切束缚。”为了自由,甚至选择不要后代,将生命全然托付给摄影。他的镜头,从不追逐已被定格的风景,寻找的是未被解释的山川,是风景背后文明的肌理。

譬如贡嘎山,吕玲珑看到的不仅是雪峰的圣洁,更是其作为文明分野与纽带的象征:西北坡是游牧的漂泊与豪迈,东南坡是农耕的扎根与守望。

“环绕贡嘎时,我望见远处有座山,形如伏卧的牛背。”抵达之后,他被一种原始的壮美所震撼,因其形命名为“牛背山”。

不止于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吕玲珑便独自启程,摸索前人未走过的路。稻城亚丁、雅鲁藏布大峡谷、得荣太阳谷、石渠太阳部落、九鼎神山等都经由他的镜头掀开了神秘面纱。

雅鲁藏布大峡谷,最初并无统一的命名。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世界第一大峡谷”的争论喋喋不休,学界推测西藏峡谷更深邃,但无人用脚步丈量那份“可能”。

南迦巴瓦大峡谷徒步探险

1997年,吕玲珑组建了一支8人探险队,雇佣50个当地民工,开启为期50天的首次系统穿越与完整拍摄。

这片秘境被他命名为“南迦巴瓦大峡谷”,而探险结出的果实——《南迦巴瓦大峡谷》画册,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全面反映雅鲁藏布大峡谷风光民俗的大型画册。

“南迦巴瓦”,藏语中意为“直刺苍穹的长矛”。这把“长矛”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起点,而巴基斯坦境内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则是其西端的终点,两点相隔2400多公里。

吕玲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以镜头为笔,连接这道“世界屋脊”的脊柱。几十年间,从阿里的荒原到希夏邦马的险峻,从珠穆朗玛的至高到乔戈里、洛子、马卡鲁、卓傲友的秘境……这条线上堪称“极限”的峰峦,都被收进光影的匣中。

吕玲珑在石渠的河中遇险

这份坚持,近乎苦行。风餐露宿是常态,蚂蟥、毒蛇、野兽是不请自来的邻居,悬崖、严寒、沼泽更是必须穿越的日常。

“自然灾害可凭知识和经验预判,真正的难题常常来自人本身。人与人之间,善意是能相通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首先给出那份坦荡与信任。”

这份逻辑,也延伸到他与一切生命的关系中。

“你对动物的防备和它们对你的防备,是相互的。但时间久了,动物就知道,‘哦,是那个抽烟的老头来了。’”吕玲珑笑起来,眼神里带着顽童般的得意。

在四川石渠县,吕玲珑用了整整8年时间,系统记录着高原的“居民”。八年间,每年有超过140天驻扎在海拔4500米-5000米的荒野,在伪装棚中潜伏、观察,用近乎苦修的坚持,去靠近雪豹、金钱豹等最难遇见的高原精灵。

吕玲珑拍摄的高原稀有动物

 从最初遥不可及的惊鸿一瞥,到最终数米之内的静默观察,这份坚持凝结为《高原之灵-青藏高原东部珍惜野生动物》,一部涵盖雪豹、藏狐、兔狲等稀有物种的“纸上纪录片”。

“任何真诚的创作,都应追求真实,捕捉灵魂中的尊严、孤傲、淳朴,乃至无知,而不是制造浮华的假象。”

吕玲珑拍摄的高原人文风光

他对那些流于表面的形式抱有警惕。许多人以“打卡”之心走进自然,在风景前完成定位与自拍,误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它。

“我要去的‘打卡’地,是你们的足迹从未抵达之处。”当秘境终于通过镜头为世人所知,引来无数追随的足迹时,吕玲珑早已默默转身,走向更遥远的地平线。

精神山峦

脚下的路指向遥远天边,精神的路则通向内心山峦,这两条路从未分开。

吕玲珑系统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啃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此后又系统地阅读历届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在思想的群山间跋涉。

“人类最重要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人性中最闪光的是创造,但创造的火种,常来自那些穿越时空的对话与反思。”

吕玲珑钻进冰塔林

对“路”,吕玲珑有了双重的清醒:一条是地理的,需用双脚去开辟;另一条是价值的,需用独立灵魂去坚守。“最难的,永远是从0到1的原创。”

“我们太擅长在别人开辟的路上前行了。但任何真正的开拓与创造,都需要押上一生去坚持。而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能做到?许多同行,三个月不赚钱,便忘了自己是谁。”

“很多人错把‘漂亮’当成了‘美’。”他说得很直白,“追捧美女俊男,是一种浮躁的虚伪,与真正的审美无关。”

他停顿片刻:“最关键的缺失,是‘真’。人必须通过对审美情趣的不断锤炼,将这份对‘真’的求索,锻造成近乎信仰的寄托。”

大峡谷门巴人家赠予的清水

这份“真”,推及天地,则是他与万物相处时,那份深刻的平等心。

“自然界的每一个生命都与我们平等,这种平等不可颠覆。在尊重它的过程中,完成的是自我尊重。”唯有在此种平衡中,人类才能拥有更稳定、和谐的生态未来,这是文明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

他将这种对理想空间的追寻与构建,比作“酿一坛美酒”。“现在见得多的是‘酒疯子’,但缺的是那个‘酿制美酒’的‘酒神’。”

这也解释了上世纪80年代,辞去公职的原因。他要做的,正是那个回归土地、俯身耕耘的“酿制美酒”的“酒神”。

“当你成为一个‘殉道者’,生活条件只能维持在生存边缘。但苦难,恰恰坚定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必然能走到的信念。”

尽管生于优渥之家,但在自由创作生涯中,吕玲珑将其状态坦然地形容为“清贫”。在早期,几乎把所有收入都投进相机与胶卷里。这是一种主动选择,也是追寻纯粹必须支付的代价。

吕玲珑在无人区操作胶片机

他曾对媒体坦言:“1998年我才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视机,2005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一路挺过来,把沿途的发现交给世界,吕玲珑逐渐悟出一个根本规律——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一事而不被其吞噬,其存在便有了根基。最初需要自己去挣微薄的钱来生存,但当创造达到一定高度,迎来的是整个世界。

吕玲珑拍摄的自然风光

“我从来没找过钱,”吕玲珑淡淡地说,“都是钱,来找我。”

上世纪90年代,吕玲珑镜头里的稻城亚丁,惊动世界。《美国国家地理》总裁曾到北京,辗转递话,希望见他一面。吕玲珑摇了摇头。他没去,理由很简单:“要见,应该他来成都。”

“我拒绝过他们。”他脸上不见憾色,“不管是谁,只要开口要你‘去’,你最好就别去。人一旦先弯下腰去‘求’,站着说话的对等,就没了。”

吕玲珑和牧区的骏马

有趣的是,这个道理,后来被一个瑞士人听懂了。

户外品牌奥索卡的创始人汉斯,也是摄影的痴迷者,通过中国摄影家协会打听,又顺着成都分公司的线索摸索,把话传到了山上。得到的回复依然是一贯的风格:“我不等人的,山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汉斯真的来了。

彼时,吕玲珑正在九顶山深处扎营创作,在那个川西通讯基本靠口信、交通全靠步行的年代,汉斯雇了向导,租了马匹,沿着崎岖山路走了整整两天。

当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营地前时,看惯山野奇遇的吕玲珑,也怔了一下。

2002年,吕玲珑被聘为奥索卡品牌形象大使。在他看来,人与人,就该像山与山,遥遥相望,各自屹立,谁也不比谁低一头。

寻道之路

“殉道”,是贯穿整个谈话的词语,也几乎是吕玲珑对自己半生事业的注解。

“殉道”二字,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意为为信仰与道义献上己身;“殉道者”一词,则是舶来品,源自希腊文,指为某事或某信仰作证的人。无论东西方语境,都指向同一种生命姿态:以“舍”,来“得”;放下此身,去抵达彼道。

在记者眼中,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殉”,不如说是“寻”。这是一场漫长的“寻道之路”,需要用生命去行走和完成。

吕玲珑清洗被大峡谷蚂蝗咬伤的躯体

“在利他与利己之间,唯有一种素质是真正高尚的,那就是谦卑。不狂躁,不浮躁,谦卑地看待自己,祥和地看待世界。”

这份心态,非凭空而来,是多年“行”与“思”经年累月的相互淬炼,最终凝结成的认知。

因此,吕玲珑从不谈论“哪一段经历影响最大”。整个探险与求索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这是连绵的山脉,而非孤立的峰峦。

“当完成逻辑终端的理性思考,每一步都是坚实的,不再需要回头质疑对错。”他打了个比方,就像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的每一个推导都深信不疑,因信念源于严密的求证。吕玲珑的道路亦然。

吕玲珑和团队在稻城亚丁的山脊

吕玲珑将这份理念投射于创作,便成了极度严谨且“笨拙”的方法论。

观察一处景物,第一步是诚实的记录。随后,再对着影像扪心自问,如何才能更好?于是,开始创造各种条件,等待特定的时间、光线,寻找最佳的角度,直至拍到心目中“最对”的一张。但这远非终点,还要以“主景”为圆心,去探索它与周遭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拍成一个彼此呼应的系列。

吕玲珑在四川石渠拍摄白唇鹿迁徙

“拍雪豹,不是远远看到、按下快门就叫成功。”他解释,“那只是‘遇到’。你要记录它的行为,从出生、成长、求偶、猎食到繁衍,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闭环。这才叫‘完成’。” 

近距离拍摄雪豹

因此,每一个专题,都是一个自我完备的系统,一部用光影写就的、沉静的史诗。作品中,没有孤立的幸运瞬间,只有用时间与信念铺就的、漫长的真实。

这套心法,也贯穿了他所有的凝视:

拍山,要追着四季流转,看同一座山峰在晨、昏、雨、雪间如何呼吸。拍人,便将自己浸入时光的长河,曾记录的藏族孩童,从眼眸清澈的幼年,到面容被风霜镌刻出棱角的成年,都在镜头里静静生长。他不仅记录时间,也曾以默默的资助,将这份凝视化作有温度的连结。

来古冰川的月升

大峡谷门巴族、珞巴族的兄弟姐妹

对吕玲珑而言,拍摄不是掠夺一个画面,而是进入一种规律,理解万物如何在时光中,完成自己

在他看来,艺术家的使命,是拉近人心与文明的距离。艺术应当引领人们穿越文化的滞重束缚,走向更开阔的文明原野。文化唯有在流动与生长中,不断趋向文明,才拥有生命。

吕玲珑抓拍草原赛马会

吕玲珑通过几十年的自我教育,早早想透了这些,故而能走得如此独立,甚至有些孤傲。这条路当然有牺牲,但对将信念视为精神寄托的人而言,这些代价,轻如尘埃。

“我们的未来,应在自然世界的舒展中,安放这种精神寄托,而不是沉迷于当下那种充满仪式感、却浮躁空虚的泡沫文化。”

他话锋一转,谈及当下,“‘内卷’在我看来,就是一群麻木的躯体困在原地,不愿突围,只会等待,而等待的尽头就是‘躺平’。”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放弃,”吕玲珑的目光看向远处,“只觉得自己离想去的地方,还非常遥远。”彼岸,是他心之所向的目标,只是生命有限,而天地无垠。

“我的一生,”他最后说道,平静且笃定,“就是要永远处于开拓与发现的过程中。”

(本文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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