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炼认为,下一阶段观测货币政策效果,不宜用传统眼光聚焦货币供给量增长是不是够快、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够大,而是要看对创新支持、对中小民营企业支持、对消费以及民生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是不是有力有效。
胡晓炼认为,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政府对具体微观经济活动参与越深、越具体,除易产生道德风险外,还可能导致投资效益不彰。因此在投资的具体项目选择上,要更加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每经记者 张怀水 每经编辑 陈旭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与此同时,作为2024年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重头戏”,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的地方化债“组合拳”正在加快落地。
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近年来力度最大化债方案背后有何深意?化债是否等同于放水?未来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
围绕这一系列话题,在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学者型官员 ”“外管能手”,这是外界对于胡晓炼的评价。她自从1984年毕业于被称作中国金融业“黄埔军校”的央行研究生部之后,曾长期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先后任职于国家外汇局政策研究室、政策法规司和储备管理司等。
2005年3月,胡晓炼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并参与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历次改革。2009年7月至2015年2月,胡晓炼担任央行副行长,是当时央行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性副行长。
观测货币政策效果要看对创新、对民企等支持是否有力有效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胡晓炼:过去14年里,我国货币政策取向一直用“稳健”表述,在此期间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从极度的量化宽松到大幅度快速加息收紧。
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逆转,经济周期波动、宏观政策总体稳定的同时也进行了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取向虽然表述未变,但实施的导向、方式、力度等都有变化,事实上趋向偏宽松。
此次货币政策清晰地给出了从“稳健”到“适度宽松”的取向,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首先,体现了对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的判断,对外贸易受限于以关税战为主的壁垒,产供链重构引发国际投资异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打压遏制。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受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所累,投资消费信心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物价这一货币政策核心目标看,我国由过去数十年高速发展转型换挡期转为面临通缩的威胁。
这些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宏观政策长期对通胀保持高度戒备的取向发生改变,必须用鲜明政策态度和立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风险。如果仅仅通过内涵调整而表述不变,不能更清晰地反映对经济形势和走向的判断,不能充分体现政策的力度,难以有效提振对宏观调控的信心。
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表述的变化意义十分重大,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是:全力以赴稳增长,通过利率和流动性的调整,促投资扩消费,坚决遏制经济下行风险;积极有为稳市场,通过创新工具,优化职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发挥投资和融资功能,助力提振信心;审慎稳妥防风险,通过特定政策支持,助力化解地方债务和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数量宽松防通缩,通过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使用多样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推动物价水平回升到正常合理区间。
NBD:上一次我国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2009年和2010年。这次重新启用这一政策,与当年相比,您认为有什么区别?
胡晓炼:当前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15年前实施的“适度宽松”,虽然表述一致,但内涵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15年前,我们处在全球化经济合作发展为主基调的大环境下,国内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当时突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外需,使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
而当前我们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挑战主要来自巨大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主导的经济竞争。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转换、长期快速增长积累的问题浮出水面,处于发展的阵痛期。所以,党中央把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创新引领发展作为应对挑战的决定性一招。
因此,如果说15年前的适度宽松是外延式宽松,以大规模刺激为主要特征,以超高速货币投放和贷款增长、项目贷款快、数量多为表现,那么当前的适度宽松则是内涵式宽松,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着力提升发展质量为重心。
当前,规模数量不是最主要的目标,结构和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才是重点。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也缘于这些年我国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总量已经足够大,数量作用的边际效果明显减弱,适度宽松需有利于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而不能只顾眼前的风险。
近5年来货币供应量(M2)情况
截至2025年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18.52万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下一阶段,我们观测货币政策效果,不宜用传统的眼光聚焦货币供给量增长是不是够快、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够大,而是要看对创新支持、对中小民营企业支持、对消费以及民生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是不是有力有效。
推动经济回稳需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
NBD:从2024年开始,我国计划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对于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胡晓炼: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中央政府发行并承担偿还责任的超长期债务,主要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超长期国债并不直接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
当前推动经济回稳,需要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双轮拉动。传统上扩大内需起效快、作用大的方式是增加投资。过去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不利外部冲击时,我国都是通过扩大投资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
但长期依靠扩大投资的增长也带来比较明显的副作用,传统领域的投资潜力已经充分挖掘,新兴领域的有效投资需求还没有充分展现,重复投资、低效投资成为妨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顽疾。此轮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稳定经济增长而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用途与传统的扩大投资有显著的差别。
首先,在用途方面,重点投向薄弱环节、民生短板、中长期能力建设等领域,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其次,超长期国债可以改善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适用于项目短期效益不突出,但长期来看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项目,可以减缓近、中期财政收支压力。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除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以外,需重视增强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财务可持续性。
我认为,发行国债会增加国家整体债务水平,未来偿还债务还要以投资效益为基础。需重视发挥好市场作用,政府主导项目准入管理虽有助于聚焦重点、实施速度快,但历史经验教训也表明,政府对具体微观经济活动参与越深、越具体,除易产生道德风险外,还可能导致投资效益不彰。
因此在具体项目选择上,要更加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重大项目实施既等不得,也不能操之过急,应将积极进取与精心规划、科学设计、认真研评风险收益、高质量开展建设结合起来。
建议将香港、上海打造成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NBD:您曾提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在哪些方面?
胡晓炼:在当前严峻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开放充满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投资双向流动遭遇更多障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来华投资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施加诸多限制,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研发等领域的投资进行严格审查限制。
同时,中国对美投资也面临重重阻碍,双向投资活动受到制约,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跨境投资服务的空间受到挤压。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阻碍,美西方国家为维护其货币霸权地位,打压非国际主要货币的使用,甚至威胁对不使用美元从事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经济体加征关税。这种立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构成威胁。
近3年来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总体逐步走高,自2024年11月以来已连续3个月站上2万亿元台阶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此外,一国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安全受到威胁,可能发生以各种借口冻结国家外汇资产的情形,限制对自身资产支配使用的合法权益。
四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在香港特区一些美资机构正在逐渐撤出,金融市场交易量有所萎缩,市场动荡加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被压降。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积极加以应对。首先,应该继续扩大金融开放,特别是增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香港、上海打造成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配置中心,为国外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创造便利条件。
其次,要切实保护好中国金融资产安全,通过运用国际法律手段、资产投资多元化、研究加密数字货币资产开发、储藏、使用、监管等制度设计,未雨绸缪。
NBD: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比如全面取消银行保险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的“天平”?
胡晓炼:我国金融业开放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拓展的渐进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开放的重点,体现出对金融开放的质量要求。与以往降低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开办更多业务品种、增加入市投资额度等开放举措相比,过去主要还是体现在数量开放上,而现在更强调质量。
金融高质量开放蕴涵着通过开放使金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冲击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要求。基于此,要吸取国内外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教训,从风险的成因、引爆、传染、处置等全过程入手,系统性建立风险预警、防范、化解体制机制,这是制度型开放的组成部分。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防范风险的决定性基础,金融机构强化治理稳健经营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健全的制度法律和有效的监管是防范风险的屏障。
开放会带来金融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增加管理的难度,增加风险的可能性。要防范风险造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冲击,关键是在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坚持与时俱进、灵活高效。
NBD:2025年,您认为中国经济可能有哪些关键词?您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哪些期待?
胡晓炼:在我看来,主要有消费、民生、创新、改革等关键词。期待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更全面、具体、实在、有力度的举措,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封面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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