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新冠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可能性已不存在 在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下特定人群接种新型疫苗仍有必要

高福，现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公开资料的介绍里，高福拥有多国院士头衔，这与病毒研究者“国际人”的身份颇为符合。在高福看来，搞科研的人是为世界做贡献，为全人类服务，因为“病毒无国界”。

早年高福曾在海外留学深造10余年，短暂从事科研工作后即选择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用他的话说，“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空间，我留在这儿能为国家做得更好。”

此后，高福历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近日，高福院士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已过去若干年，他仍保留着曾参加过的上千个会议胸牌，会议室一整面墙上还张贴着他在《Nature》等权威期刊发表科学文章的封面。这背后体现出他对中国和世界病原微生物与免疫事业的奉献，也体现出一个科研“有心人”细致认真的科学精神。

回顾疫情，他强调，在每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广大民众必须保持理智和冷静，警惕由谣言等“信息病毒”引起的信息流行病。

他反复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声称“谁拒绝科学，谁就没有未来，谁就不能富强”，但也坦承科学具有局限性，人类还面临很多“卡脑子”问题，因此他把会议室命名为“智慧火花工作室”，就是希望大家“不卡脑子，迸发火花”。

新冠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NBD：冬季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时期，新冠病毒感染、肺炎支原体感染、流感等多种疾病开启“混战”模式。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新冠病毒，您怎么看其未来发展态势？它会不会卷土重来？

高福：新冠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当前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病毒的毒性已经减弱，同时人群的群体免疫已基本建立，因此不会再像SARS或者新冠疫情初期那样严重。

当然，由于冠状病毒容易发生重组，未来可能出现重组的新型冠状病毒，幻化出新的形式，从而引发新的流行。这就像容易发生重配的流感病毒，不断地幻化出新型病毒干扰人类。

尽管如此，疫情仍可能会偶尔引发局部暴发。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影响比较重，对儿童和成年人的影响相对比较轻。因此，面对新冠病毒，我们既不能过度恐慌，也不能轻视病毒。

在疫情管理上，我们应保持警惕，一旦感染，应当视症状及时进行诊断和治疗。对于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来说，接种迭代更新的疫苗尤为重要，因为疫苗也在不断迭代以应对病毒的变异。

NBD：您刚才提到疫苗在迭代，但我们也关注到，此前科兴生物的新冠疫苗已经停产。

高福：从目前来讲，我们不鼓励大家再去接种灭活疫苗，我们有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mRNA疫苗等多种新型疫苗可供选择。

具体的疫苗接种策略应听从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面对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国家是依靠集体智慧，进行集体决策，每次会根据具体情况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

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疫苗研发，因为只要病毒存在，科学家就会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科学研究除了有国家需求驱动的因素，科学家本身的好奇心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对于病毒本身，科学家们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一直在进行疫苗研发。

我们也一直在研发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和mRNA疫苗，并不断更新迭代。但能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取决于合作伙伴的决策。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资金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和发展阶段来调整政策，以找到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NBD：病毒一直在变异，我们的疫苗怎样去跟上毒株变异的速度？

高福：新冠病毒是人类已知的首次冠状病毒全球范围的大流行病，所以我们仍处在不断认识这个病毒的过程中，与此同时不断调整防控策略。

到目前为止，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一旦病毒出现新变异，就要根据病毒的序列变化，使用新的变异毒株来生产疫苗。目前有证据表明，这些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效果，尤其是对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因为新冠病毒对这些人群来说仍可能是致命性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为这些人群接种疫苗。

作为研发人员，我每年都会接种流感疫苗，虽然流感病毒经常变异，保护作用也达不到100%，但是疫苗确实能唤醒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现在新冠病毒感染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得像一般性的普通感冒，所以病毒跟人类就像猫鼠游戏，二者处于共存的状态。

猴痘病毒重组蛋白疫苗今年底或明年初临床试验

NBD：世卫组织11月22日召开猴痘紧急委员会会议，您如何研判猴痘病毒在中国的发展态势？我们也关注到，包括您的团队在内多个科研团队正研发猴痘疫苗，一些上市公司也陆续推出猴痘病毒的检测试剂，还有公司积极研发相关治疗药物。您觉得国内公司的“备战”是否有必要？

高福：猴痘病毒传入中国后，病毒的谱系有所不同。目前认为感染“分支Ib”毒株症状更严重，但在中国尚未出现。如果非洲的情况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么不同谱系的病毒传入中国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猴痘与其他疾病一样，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目前中国已经发现了猴痘病例，但是否会继续传播还不一定。

首先，我国已经加强监管，尽可能推迟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就像埃博拉病毒一样，我们采取了关口前移的策略，当时我被派往非洲，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如果猴痘疫情也能被控制住，那就没有问题了。

其次，必须准备好疫苗、诊断试剂和药物，确保研发工作跟上。

第三，猴痘的科普非常重要。需要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告知公众，猴痘主要通过性传播途径传播，因此要注意个人行为，特别是性行为传播。此外，各级政府要加强重视。各企业也应准备好相应的医疗物资供应，不能没有准备。

NBD：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些公司研发一些诊断试剂也是必要的？

高福：要做好准备。我们实验室研究的是蛋白疫苗和mRNA疫苗，我个人不主张使用老的疫苗，比如用于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虽然可以提供保护效果，但这个疫苗是100年前发明的。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应该使用最新技术生产的蛋白亚单位疫苗、mRNA疫苗和病毒载体疫苗等新型疫苗，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牛痘疫苗的优势在于人类已经使用过，大致了解其对人体的影响不会太大，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因为有些蛋白可能会抑制免疫系统。但我们当前追求的是更好的疫苗，可以用最少的成分达到与原有疫苗相同的效果。

比如我们现在研发的疫苗只包含两到三种蛋白，只用了之前1%的成分。现代疫苗的生产工艺与过去完全不同。今天，我们注射的是非常纯净的小量mRNA或小量蛋白。所以我呼吁使用现代方法生产的疫苗，而不是老方法，新型疫苗的生产工艺、成本等各方面都更优。

NBD：目前您团队设计的“二合一”猴痘病毒重组蛋白疫苗进展如何？

高福：我们目前与两家企业合作，进展还算比较快。一家企业负责蛋白疫苗，另一家负责mRNA疫苗。目前两家公司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启动一期临床试验。这方面的进展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于求成。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要做好基础研究和监测

NBD：您刚才提到人类跟病毒之间像猫鼠游戏，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病毒或者传染病，您有什么预判？

高福：无需预测，人类与病毒之间就是一场猫鼠游戏，病毒无处不在，出现是正常现象。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病原微生物的斗争历史。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早在2019年，我们就预测会有冠状病毒的暴发。2019年10月18日我参加了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一场针对大规模流行病的桌面推演——“Event201”，假想对象就是一种被称为“CAPS（冠状病毒关联的肺炎综合征）”的冠状病毒。当时，所有参会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出现大规模流行病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暴发，就具有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或许我们这代人不会遇到，甚至你们（指记者，编者注）这代人也不会遇到。但观察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历史上的鼠疫曾导致欧洲一半人口的死亡，因此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到来是必然的。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人类只能做两件事：一件是将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中，进而突破技术、开发产品，为世界人民服务；另一件就是做好疾病监测。

NBD：您曾多次提到科学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决策中。您认为未来科学应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卫生事业？

高福：防控传染病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向科学要答案。哪个病毒流行，我们就要找出这种病毒流行的规律和特点。要诊断，就需要诊断试剂；要防治，就需要药物和疫苗。

疫苗在消灭、消除、控制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有几个词汇：消灭是指将病毒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消除是指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某个时间段内不再存在；控制则是指病毒仍然存在，但我们与之和平共处，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历史上，由于疫苗的使用，天花被消灭，脊髓灰质炎被消除（中国已消除，一些其他国家还有），乙肝等传染病也得到很好的控制。

我们坚持向科学要答案，坚持创新，但也应意识到科学的局限性。

举例来说，艾滋病疫苗40多年来尚未研发成功，结核病疫苗尽管已有百年历史，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我把这称做“卡脑子”问题。

我们的病毒研究本身并不比国际差，但是支撑研究的一些试剂、材料、仪器设备等还需要进口，这是“卡脖子”问题。

如果我们自己的机制体制不够顺畅，也可能会束缚我们，我把这叫作“捆手脚”问题。

把“卡脑子”“卡脖子”“捆手脚”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了，相关的科技水平就会腾飞。

NBD：对解决这些问题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高福：要有战略思想，也要有战术布局，二者同等重要。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饭要一口一口吃。

解决“卡脑子”问题，要给科研人员充分的自由，让他们的大脑不受任何束缚，以激发创新和创造力，去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解决“卡脖子”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双方友好协商，通过谈判把被卡的技术“拿来”；二是如果“拿来”行不通，那就想办法“绕道”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

解决“捆手脚”问题，机制体制改革是关键。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就是机制体制改革的成功，比如允许科研人员通过创新成果获得经济回报等。与此同时，还要鼓励科研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在国际上自由交流，走出去，请进来。这都是机制体制方面的突破。

面对大流行病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至关重要

NBD：我们注意到，在谈判磋商两年多后，世卫组织牵头的“大流行协定”仍未达成一致，近期世卫组织成员国恢复谈判，但谈判代表们同意推迟讨论最有争议的问题，即知识共享和公平获得医学进步。为什么这会成为主要的障碍？

高福：在公开和共享相关信息方面确实还存在不足，例如美国此前出现的一些疾病，也未被世卫组织认为是公开透明的，这种不透明性有多种原因，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这些信息。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一位在世卫组织工作的朋友非常焦急地给我打电话，讨论疫情形势，他在欧洲的一个小国，他们国家没有足够的护士，当我询问他们有多少病例时，他无法提供准确数据，因为没办法统计。而像我们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完备的人才体系，数据是必须上报和共享的。但有些国家并没有这些数据，因此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人类警觉的问题。

世卫组织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各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以我提到的欧洲小国为例，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病例，因为他们连护士的数量都难以足额配备。各国的情况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这也是世卫组织需要与各国交流、建立信任的原因，然后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NBD：对于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大流行病，您有哪些思考？

高福：面对大流行病，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我们与国外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们向多国提供了疫苗，并且迅速向全球公布了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如果没有我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国外mRNA疫苗的研发也无法进行，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公布了病毒序列，确定了分离病毒，共享了诊断试剂的序列，这三项成果都体现出我们的合作精神。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公布相关信息是非常必要的。但因为有些国家甚至不清楚自己国内病毒的具体情况，因此实际上他们无法公布相关信息，尤其要保证不能提供错误的信息。

所以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是相当复杂的，具体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事件的情况都非常复杂，这也正是世卫组织呼吁各国采取行动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美进行的相关谈判中，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议题是更容易取得进展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如果不共享病毒信息，后果不堪设想。无论是谁先发现病毒，都有义务和责任向全世界共享信息，这是毋庸置疑的。